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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战争有许多独特的斗争组织形式。武装起来的人员被编组为军队的不同的战斗单位——团、旅、师、军或游击队。他们懂得斗争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情况，创造了自己的战术方法。他们积极主动，而不是墨守成规。每次战斗都有创新。在这种战争中，如果不能经常地创造性地认识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就必然在第一仗、最多在第二仗惨遭失败。高尔察克军队拥有训练有素的军官，拥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库中得到的当时是很完善的军事技术装备。因此，同高尔察克军队的斗争就更加艰巨，因为妥协是没出路的。对高尔察克来说，胜则为王，败则为寇；而对我们来说，只能胜利。

　　高尔察克的富有经验的将军和军官们，让自己的部队去占领交通干线、铁路枢纽、重要的行政中心、工业城市和产粮区。他们组建了强大的机动部队和兵团。与他们的斗争主要是争夺居民点、道路和江河地的斗争。没有什么完整的战线，即使在高尔察克军队暂时停止进攻的时候也没有。他们仍旧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由精悍的自卫军军官指挥的、装备齐全的机动部队上。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没有考虑到，在这段时间里，保卫共和国的军队，同样也获得了必要的经验，不仅能够防御，而且能够实施同样的机动进攻战役；他们也没考虑到，工农联盟已经巩固，已经成为战斗的联盟，而全国劳动人民、甚至包括高尔察克匪帮后方的劳动人民的政治觉悟，已经成为我军完成战斗任务的依靠。

　　党提出的“全力反击高尔察克！”的口号，对我们来说，只意味着毫不留情地粉碎白匪军，解放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个口号成了每一个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战斗纲领。

　　这次我组织全团准备进攻时，我就预测了进攻的发展进程，当然是根据自己的估计。我设想了这样一幅战术画面：敌人防御，我们进攻；敌人希望我们正面进攻，我们却要寻找侧翼；但在我们寻找的时候，敌人又调整了部署，并重新占据着防御我进攻的有利阵地。其结果是，我军不断地遭受损失。这就是说，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敌军战斗队形中的薄弱环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支很好的侦察队。这支侦察队要象人们常说的，成为指挥员的耳目。

　　同时，我认为，防御和进攻一样，也需要侦察，所以，我和政委商量之后，决定抽调优秀的战士，组织骑兵侦察队和步兵侦察队。我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骑兵侦察队上。该队队长由智勇双全的菲利普·古里亚诺夫担任。他挑选了近40名久经征战的老兵，都是和他自己一样勇猛的骑手，而且枪法准确，刀技娴熟。他们中的每个人我都认识，经过前几次战斗，我对他们都有所了解。

　　记得有一次，身村高大、骨骼粗壮的雅科夫·别尔德尼科夫向我走来。他的手很长，背微驼，脸上长满粉刺，说起话来带着鼻音。

　　“崔可夫同志，您吩咐吧！”他站在我面前说道。

　　“你会干什么？”我问他。

　　“什么都会。”

　　“比如说呢？”

　　“你愿意的话，咱俩摔一跤，可是，如果我把你的骨头摔断了，你可别怪我。”

　　“还会什么？”

　　“枪打得准，还能在骑马时藏身在马肚子下面。难道你不知道是我把杜金团长连人带马从泥潭里拉出来的？”

　　我们聊了起来。雅科夫·别尔德尼科夫曾经在沙皇禁卫军猎骑兵团当过兵，后来参加过攻打冬宫的战斗，B·A·列宁在斯莫尔尼宫时，别尔德尼科夫曾多次担任过大厦警卫。同雅科夫·马克西莫维奇·别尔德尼科夫一起参加骑兵侦察队的，还有他的朋友伊万·帕拉特尼科夫。据别尔德尼科夫介绍，帕拉特尼科夫的听力像鸟一样灵，夜间能看见东西，而且动作敏捷，任何妖魔鬼怪都会被他制服。

　　我觉得米哈伊尔·佩列沃希科夫也很有意思。他是个淡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头脑机灵，身手矫健，他甚至可以追上狂奔的马。

　　安德列·西帕伊洛夫、瓦西里·费多托夫、格里戈里·桑尼科夫、费奥多尔·罗季奥诺夫、伊万·奥西波夫、亚历山大·库兹涅佐夫，他们像一个人一样，都是既勇敢、又忠于苏维埃政权的战士。古里亚诺夫选入侦察队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勇士……

　　我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后来的事情证明，我没有错看他们。

　　1919年5月24日凌晨，两艘战船开到了马马得什码头

　　附近，它们负责掩护拖挂着驳船的轮船。步兵第249团首先登船，接着是我们团。

　　战士们动作很快。阿津站在码头上，不时给战士们打气。一辆装载机枪和弹药的马车停留在栈桥上，阿津向驭手骂了一句。

　　“你骂什么？”驭手说道：“没看到车子重吗？快帮一把！”

　　阿津跑到车子跟前，在战士们的助威声中，合力推起车来，马车很快就上了驳船。

　　两个营的部队、乐队和一门3英寸口径折大炮都上了船。

　　我走到阿津跟前问：

　　“可以开船了吗？”

　　他让我转过身，面对轮船，拍着我的后背，喊道：

　　“前进吧，敌人的末日到了！”

　　我们开船了，乐队奏起了《同志们，勇敢地向前》的乐曲，部队情绪高昂。我们全速驶向对岸，敌人沉默着。我们看到，从对岸靠别索尼赫村的地方，划来一条小船，船里有3个白军士兵，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他们趁还未开战，脱离了高尔察克军队。

　　在距对岸还有100米左右的时候，我们的轮船和驳船先后搁浅。我们立刻成了没有战斗力的活靶子。我来不及多想，马上问船长：

　　“水有多深？”

　　“一俄尺半到两俄尺。”①

　　--------

　　①1俄尺＝0．71米——译注。

　　我命令乐队：

　　“奏《国际歌》！”说完，我纵身跳入水中。

　　水不深，只到胸部。站在我周围的战士，也都跳入水中。河水好像开了锅。红军战士们纷纷从轮船和驳船上跳入水中。空中回荡着《国际歌》的乐曲，水面上挤满了向前游动的人群。水面上只能看见他们的头，有成百上千个头，都在朝白军占领的河岸方向前进。

　　一直在观察我们登陆的阿津，看见我们的船搁浅之后，立即命令火炮加强对敌军堑壕的轰击，这大大改善了我们的处境。我们终于登上了河岸。轮船和驳船在我们跳下水后离开了浅滩，开到岸边。我们搞了个码头，把大炮、大车和马匹从船下卸了下来。

　　敌人未经战斗，就退到了亚科夫列沃村和安济尔卡村以西的高地上。这说明敌军主力摆在纵深。1营在行进间占领了亚科夫列沃村并渡过了安济尔卡河。3营夺取了奇尔施村。

　　在亚科夫列沃村附近，炮兵架起了火炮。观察所设在教堂的钟楼上。从这里可以看到，轮船拖着驳船又靠岸了，这次又运来了我们团的两个营。他们大约3小时后才能到达战场。

　　这时，在维亚特卡河注入卡马过的河口里，两军的江河区舰队展开战斗。高尔察克区舰队企图用全力把我军战船从维亚特卡河河口赶开，以便从后方攻击正在渡河的我军部队。而我军的区舰队根本没有想过撤退。整个河面都笼罩在浓重的硝烟中。

　　在预备营和另一门大炮与团主力部队会合之后，我们决定继续进攻。

　　太阳还很高，这时各营在两门大炮的支援下一齐发动了冲锋。敌人经不住我军的冲击，动摇了，向后败退下去，退到他们的下一个阵地——200高地。

　　位于右翼的营夺取了旧穆尔济哈村，已在新穆尔济哈村作战。

　　为了更好地观察战斗进程，我带着传令兵来到了新穆尔济哈村的北面。在那里，发现了正在实施反冲击的敌军散兵线。走在前面的是手握马刀的军官，刀在夕阳下闪闪发光。散兵线一排接一排。敌人随时可能打垮我军，情况十分危急。如果敌人把我军从已占领的高地赶到安济尔卡河，并继而赶到维亚特卡河，后果将不堪设想。

　　应当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传令兵骑马到共产主义营传达我的口头命令，要该营展开队形，从侧翼攻击敌人……但还没等命令送到，我团主力已开始向后溃退。

　　我骑的是棕黄色的马，身上穿着皮夹克。红军战士们应该认得我。如果认不出来，我也要迎着敌军官的马刀冲上去……

　　我迎着正在退却的部队飞驰过去。战士们停住了脚步，我冲进人群当中高喊：

　　“跟我来！”

　　说完催马就走。我想回头看看部队是不是跟在后面，又不敢看。最后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跟上来了！挺着刺刀跟上来了。周围子弹嗖嗖地飞，好像有一群蜜蜂在叫。但我既不能低头，也不能俯身趴在马背上，因为红军战士们会认为我胆怯了。

　　在距白匪军还有200米左右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动摇了。闪亮的马刀不见了，带着金肩章的军官们已经把背对着我们了……

　　我听到有几个人对我说：

　　“崔可夫，我们是不会后退的，你到左边去，我们的人正在那里撤退。”

　　我意识到，这一地段上的危机已经过去了。当我掉转马头，回目张望时，不禁毛骨悚然：我军散兵线正在缓慢地后撤，甚至连枪都不打，白匪军的散兵线在后面追赶；在200高地上，出现了敌军骑兵，大约有150人，正在展开队形，准备冲锋。

　　我冲到高地附近，看到一个可悲的场面。红军战士的散兵线停住了，白军距他们只有20米，站在前面的两个军官挥舞着马刀高喊：

　　“投降吧！”白匪军的骑兵正向这里冲来。

　　我高喊着“乌拉”，掠过自己的部队前面，来到两军之间。红军战士们立刻投入了肉搏战。两个白匪军当即被刺死，一部分敌兵向后逃跑了，其余的举起了双手。敌骑兵已冲到跟前，他们的脸都可以看清了。我来不及下达命令，就用手枪向近处的敌骑兵射击。身后传来我军战士射击的枪声。敌军的马匹和骑兵在我的眼前纷纷倒地。又过了一会，白军骑兵都逃跑了。

　　我们一鼓作气拿下了控制周围地区的那个高地。但是，继续进攻已经没有力量了。战士们开始挖战壕。指挥员在调整散兵线，填补空当，组织整个防线各段之间的联系。

　　不久炊事车来了。战士们盛满了饭，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大家也给我盛了饭。团政委杰尼索夫从左翼骑马来到了这里，他也精疲力竭了。

　　休息片刻之后，杰尼索夫和我又到各营各连去，向战士和军官们说明第二天的战斗任务，并与友邻部队恢复联系。我们一直忙到深夜。

　　我们总结一天的战斗。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敌人已从维亚特卡河岸被赶走，这就可以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河。我团在主要方向上已向前推进15—20公里，从两侧控制住了马马得什至耶拉布加的大道。

　　但这一天我们的损失也很大，特别是指挥人员伤亡很大。副团长马马林和共产主义营营长热列兹金负伤，部队失去了季亚科诺夫和舍夫佐夫两位营长，还有几位连长，其中包括我在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的同学尼克，他的一条腿被打断了。

　　由于缺少指挥人员，我们决定按编制员额把5个营合并为3个营。

　　我任命1营长谢尔盖耶夫为我的副手。前沙皇军队的军士库兹明接替了他的职务。2营长仍然是布哈尔金，3营长是安德里亚诺夫。

　　现在，团部有许多科、股、处，可在那时是没有的。全部作战文书都装在团长和他的副官的皮图囊里。我通过通讯员和电话向各营下达了一切必要的指示之后，在日出时就和政委一起骑马到阵地上去了。

　　在山谷中，野战炊事车已经冒起缕缕炊烟。战士们努力把一天的饭都吃进肚子。大家邀请我们一起吃。政委和我每人喝了一小锅汤。

　　这时，右边响起了枪声。敌人蠢蠢欲动了。但我们没有急于进攻。我们要趁黎明给火炮定位，并组织各分队之间的协同动作。为此，我和政委立即登上了地图上标明的200高地。

　　敌人在我右邻部队的地段上活动频繁。昨天，高尔察克白匪军的预备队，在敌卡马河区舰队的炮火支援下，沿卡马河岸发起了进攻。枪战已经发展到我团右翼。我让政委留在高地上，自己骑马跑到山脚，向穆尔济哈村驰去。在那里，我看到友邻第43团各营正全线败退。白军排成整齐的散兵线跟在后面，相距大约1公里。榴霰弹在红军战士的头顶上爆炸。他们忽儿挤作一团，忽而又四散奔逃。指挥员们在人群中跑来跑去，想制止败退。

　　在穆尔济哈村，我遇到了炮兵连长，他们连的炮位就在村外，我命令他向正在进攻的敌军开火。在这个村里，我还遇到了我们团的骑兵侦察队，共有40人，菲利普·古里亚诺夫带队。他立刻举着红旗前支增援。

　　我看到一个不知从哪里跑来的身穿水手服的人加入了侦察队行列。他骑着一匹没有鞍子的马，手中拿着一条长鞭子。他无情地抽打败退的人群，每抽打一下都要用水手常用的话骂一句。当败退的士兵开始向后转时，这个勇猛的骑手骑着他那没有鞍子的马向南、向卡马河岸奔去。他是谁？没有人知道。我感到很可惜，他完全可以编入我团的骑兵侦察队……

　　白匪军的攻击被打退了。他们被我军的大炮和机枪打得抬不起头来。

　　这时，我得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师政委佩拉耶夫身负重伤。他是布尔什维克，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他是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的灵魂。他多次参加激烈的战斗，不知有多少步枪和机枪的子弹曾向他发射，但他仍然活着，震慑着敌人，鼓舞我们去创造光荣的事业。可现在，在穆尔济哈村，他遭到了不幸。

　　回到高地后，我看到我团的战斗队形已经整顿好，准备出击，就和政委决定转入进攻。我们带部队沿大路经过阿尔马拉村，向耶拉布加实施主要突击。

　　我们把共产主义营、步兵和骑兵的侦察队留作预备队。当我确信营长们都已正确理解了任务之后，就骑马来到了炮兵连长马特维耶夫的观察所。

　　在那里，我见到了炮兵营长。团进攻地段共有7门大炮。当时有7门大炮掩护一个团已经足够了。部队展开队形，开始向前推进。越过高地的南坡，穿过伸向北方的大道。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军后方，不知是谁的火炮向1营的散兵线轰击，炮弹一个接一个地落到部队最密集的地方。是谁打得这样准？是敌人的区舰队沿卡马河冲到了我军后方，还是我们自己的炮兵，像常说的那样，“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我用望远镜一看，果然是自己人。在科特洛夫卡村北面的232高地上，有两门大炮正在直接瞄准射击自己的部队。我们无法同他们联系，只得派去两名骑兵侦察员，同时，在教堂的钟楼上挂上了红旗。

　　不久就查清，轰击我团进攻部队的是我军江河区舰队陆战队的大炮。由伊万·库兹米奇·科扎诺夫指挥的“黑政委”陆战队（这是高尔察克匪帮给他们起的名字），经过顽强战斗后在科特洛夫卡村附近登陆，并占领了制高点。他们看到我团进攻部队的散兵线越过200高地的山脊，就误认是白军，于是就轰击起来。也许是穆尔济哈村钟楼上的红旗起了作用，也许是我们的侦察员赶到了炮阵地，轰击停止了。发生这种令人懊恼的事，是由于缺乏通讯器材和及时的互通情报。

　　这场混乱大约耽误了1个小时，敌人马上利用了这个机会实施反冲击。这次敌人投入的力量比上午大。我立刻把留作预备队的共产主义营投入战斗，接着，我带领骑兵侦察队向前冲去。

　　没有时间、而且也没有必要去搞复杂的机动。我只好大喊一声：“跟我来！”就向白匪军冲去。

　　敌人正气势汹汹的向我逼来。只剩300米了。走在前面的是军官，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身穿长袍、手拿十字架的牧师。他就在我的正前方。很显然，牧师参加冲锋，说明敌人的力量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现在谁的意志坚强，谁就能取得胜利。我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战士。他们步伐坚定，队伍整齐，简直象在受检阅。不用说大家都明白，要用心理战对付心理战。两军默默地接近，没有“乌拉”的喊声。

　　这时，我感到左手受到猛烈的一击，接着是一阵剧痛。我的马倒了。我意识到，马被打死了。但是为什么左手火辣辣地痛，我一时没有想到。我的脚卡在马镫里，右手还握着缰绳。传令兵骑着马跑到我跟前，跳下马来。我从马镫里抽出双脚，一句话也没说，就飞身上了传令兵的马。我好象忘了左手的巨痛，仇恨地怒火在胸中燃烧。

　　我举起手枪，使出全力喊道：

　　“乌拉！”

　　红军战士们也随声喊了起来。竭尽全力向前奔去。战场上，“乌拉”的喊声冲上云宵，又向远方滚滚而去。

　　敌军的散兵线被撕裂。敌军官死的死，逃的逃。牧师也落荒而逃。在跑动时他的长袍下摆向两边飘起，活象乌鸦的翅膀。

　　“喂！穿长袍的，你这个坏蛋！”

　　我愤恨的骂道。我本想去追他，但这时古里亚诺夫的骑兵侦察队超过了我，他们高举着明晃晃的马刀向前奔去。

　　我一回头，看到师长阿津正沿大道飞奔而来。他骑着一匹乌黑色的马，身披黑色的毡斗篷，战刀在头顶上闪耀。骑兵第28团的两个连紧跟在他的后面。也举着明晃晃的马刀。骑兵和步兵的“乌拉”声震天动地。我军炮兵已把炮火转向阿尔马拉村。

　　阿津超过我时，喊了一声：

　　“你好！”就往前冲去。

　　骑兵们紧跟着他直向敌军后方杀去……

　　我骑马跑进了阿尔马拉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头晕目眩。我从马上爬下来，把身子靠着井台旁的取水吊杆。左手的疼痛越来越剧烈。

　　此时，1营长库兹明跑了过来，看到我的伤势，立刻召呼卫生员来救护。

　　枪声已经停了。我记不清是谁从我手中取下了缰绳，是谁把我扶进屋。我仿佛在睡梦中听到一个人轻声说：

　　“他在发高烧。”

　　我睁开眼，看见政委杰尼索夫在我身旁。他递给我一个水壶。我喝了几口，感到嗓子火辣辣的。那水壶里不是酒精就是伏特加。左手被包扎好了。

　　酒精使我提起了精神。

　　“战斗怎么样？”

　　“敌人跑了。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明天上午，我们可以占领耶拉布加。”

　　大家想把我运到哪儿去，我并不关心。我觉得困得要死，浑身疲乏已极。我用最后的一点力气对政委说：“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我走后你和谢尔盖耶夫指挥吧！我很快就会回来。”

　　我们告别了。临走前，杰尼索夫问：

　　“党证在身上吗？”

　　我在衬衣口袋里摸到党证，回答说：

　　“让它留在我这儿吧！”

　　经过两天的战斗，阿津的第28师右翼各团，粉碎了盖达将军指挥的集团军所属克拉斯诺乌菲姆第1团、卡施特姆第2团、帕夫洛达尔第58团、萨扬第59团、贝加尔第10团和上乌金第12团，并向前推进了50公里。

　　敌军望风披靡，未经战斗就放弃了耶拉布加。他们根本守不住这个城市，因为我进攻部队与F·A·斯米尔诺夫的江河区舰队相互配合，把这座城市围得象个铁桶一般。如果白军留在城内，他们将被围歼。开进耶拉布加的是我第39、第40、第43团和科扎诺夫的陆战队。

　　占领了耶拉布加城以后，第28师前出到战役地区，对敌翼侧形成包围之势，威胁着敌军后方。我第5和第2集团军之间的缺口缩小了，又恢复了协同行动。敌军战线岌岌可危，这种形势很快又影响到敌军后方。乌拉尔的工人和西伯利亚的劳动群众，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更勇敢、更坚决地展开了反对高尔察克匪帮的斗争。

　　在那些岁月里，红军战士所表现出的对革命、对列宁党的忠诚和英雄主义精神，将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躺在大车上，走了很长时间。道路崎岖，猛烈地摇晃常常把我惊醒。脑袋里嗡嗡作响，身上一阵热、一阵冷。

　　在马马得什我才完全清醒过来。团卫生主任赫梅廖夫正站在我的床边为我诊脉。他留着黄中带红的小山羊胡子，长着一对蓝眼睛。他说：

　　“现在已经一切正常了。失血过多。应该躺几天。”

　　但是，我躺不住，闲得难受就翻阅起一堆报纸来。

　　……美、英、法、日等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政府，决定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高尔察克，承认他是俄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德国以后，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前一个多月，同盟国最高会议讨论了“俄国问题”，决定增加对高尔察克的白卫军的援助。5月26日，向高尔察克发出了关于有条件的承认他为俄国最高统治者的照会。在照会上签字的有：美国代表威尔逊、英国代表劳埃德·乔治、法国代表克莱曼梭、意大利代表奥兰迪、日本代表西园寺。照会中说，这些国家愿意帮助高尔察克将军的政府和一切与他们合作的人，向他们提供部队装备、补给品和弹药等。

　　交换条件是：占领莫斯科以后，召开立宪会议；承认芬兰和波兰的独立；如果俄国与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外高加索以及其他几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府的关系无法调解，则把这一问题提交国际联盟；承认和平会议有权决定比萨拉比亚的命运；最主要的是：高尔察克要承认沙皇对外国所欠的债务……

　　报纸读得厌烦了，我想起了部队。

　　卧床的3天显得特别漫长。其实，还没满3天，我就渡过维亚特卡河，回到了耶拉布加。

　　我归队的事应该向阿津报告。巡逻的战士告诉我，师长两小时之前从前沿回来，住在神甫的房子里。

　　我走到篱巴门前，隔着小花园听到从窗子里传出阿津愤怒的说话声。他大概正在训斥什么人。我担心地想：该不该在这种时候见他？如果见了，大概要后悔的……但我还是决定进去。我走进外层，见里面空无一人。我正在房门口停住了脚步。房间里只有阿津一个人。他向我那只挂有胸前缠满绷带的手看了一眼，安静了下来，接着就快步走到我跟前，抱了我一下说：

　　“回来啦？”

　　没等我回答，他又用力拥抱我，说道：

　　“好样的！你的团已成为……‘装甲’团啦！”

　　当时，我们用装甲一词称呼最有战斗力的部队。阿津口中的这个词，是对我团的很高的评价。它表明，阿津认为第40团从现在起已加入第28师功勋部队的行列。

　　接着，阿津提高声音，又谈起因我到来而打断的想法：“你知道怎么回事吗？……牧师和他老婆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随他们去好了！但是，为什么教堂的管事，甚至连看门的，也跑到白匪那里去了？难道他们也认为自己是资产者吗？！’“也许，他就是那个在穆尔济哈带着白匪兵冲锋的牧师？”我提醒说：“如果这所房子以前是他的家，那他是不会回来了。”

　　我向阿津问清了我们团的位置之后，就立刻乘马出发，奔向耶拉布加通往萨拉普尔的大道。

　　一路都是熟悉的地方，仅仅在几天之前，这里还是前线。我看到，这里正在恢复和平的生活。农民在耕地，草地和牧场上放养着牛羊……居民的生活很安定。他们现在已相信红军的力量，希望白匪军永远不再回到这里。

　　晚上，我在萨拉普尔以西35公里的阿日巴赫季诺村，赶上了部队。

　　团部设在学校里。透过一个有亮光的窗户，我看见许多人坐在一间大教室里，正在举行全团党员大会。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跨进了门。主席台上坐着杰尼索夫、戈尔布诺夫、费多托夫、古里亚诺夫和安德里亚诺夫。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讨论就要结束了，当时一般党员会议都有这项议题。为了不打断报告人的话，我悄悄地坐在边上。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回来了，我又和战友们、和真正的朋友们在一起了……

　　会后，党员们立即回到各自的连队。这时已是1919年6月2日凌晨。拂晓前，向前面派出了几个骑兵侦察班，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担任前卫的3营。凌晨4时，团主力出发了。我的戎马生活又开始了。没有它，我简直无法想象怎样生活。

　　全团战士都知道，这天我们要夺取萨拉普尔。我和杰尼索夫随前卫营——3营一起行动。

　　早晨7时，我们接近了尤里诺村。这时，骑兵侦察员报告，当面之敌是卡佩利团，大约有1500名步兵和骑兵。他们已做好冲锋准备，正向我们靠近。

　　事后得知，我们当时面对的确是卡佩利将军的一个特别团，其成员都是富裕的哥萨克家庭出身的精悍的士兵。人们把他们叫做“敢死队。”

　　我们派通讯员去通知各营，我们将与“敢死队”遭遇。我们决定用独特的方法迎接卡佩利的部队：由前卫营在原有方向上与敌人交火，团主力中的1营在尤里诺村以东展开队形，以便从敌翼侧实施决定性的突击。

　　炮兵连摆在村西，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敌军方面

　　3——4公里内的情况。指战员们奉命在我军炮兵开火以后再投入反冲击。

　　我留在炮兵连长处。政委杰尼索夫带1营在村子左边展开队形。

　　白军的散兵线出现了。中间是步兵，两翼是骑兵分队。

　　炮兵连长想开火，我阻止了他：

　　“等一等！”

　　计划很简单：把白匪军放近点，用霰弹杀伤他们，然后转入冲锋。

　　我没有为留在炮兵连感到后悔。白匪军的散兵线距我军300米左右时开火了。这时，我向炮兵连下达射击命令。

　　几个齐射就大显神威，炮弹几乎都落到敌军散兵线最密集的地方。我团各营随即发起冲锋。卡佩利的部队被打得措手不及，落荒而逃。他们逃起命来很在行，一路上不仅丢弃了步枪和子弹盒，而且连靴子都扔掉了，光脚跑起来轻松嘛。

　　我们未能追上他们。

　　抵达西加耶沃村之后，3营转向东南，前去攻打乌斯季萨拉普尔卡。与此同时，我团主力会同骑兵第28团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萨拉普尔。

　　卡佩利的“敢死队”根本没有打算防守这个城市。

　　萨拉普尔的居民对我军很热情。他们受高尔察克统治的时间不长，但已经看到，白卫军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只是皮鞭、绞架、枪杀过了一段时间，一艘燃烧着的平底船顺流漂到了乌斯季萨拉普尔卡村边的河岸上。这是白匪军搞的“浮动火葬场。”在上了锁的船舱里发现了几百名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者。6月3日白天，顺卡马河漂下来两个带绞架的木筏。第一个木筏上有4个被绞死的人，第二个木筏上有5个……

　　前出到卡马河岸以后，我们还不知道，高尔察克的江河区舰队仍在下游的尼科洛别列左夫卡地区活动。6月3日凌晨，这支由12艘船组成的区舰队抵达乌斯季萨拉普尔卡，观察哨还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区舰队。当敌人对村子猛烈轰击时，我军炮兵才开始还击。村里几处起火，红军战士和指挥员奋不顾身地与烈火博斗，只有一所房子被烧毁。尽管我们遭受突然进攻，但我们的炮兵仍击沉一艘敌舰。

　　在萨拉普尔地区，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高尔察克的区舰队首先向城市开火，轰击民房，轰击正在梦乡中的市民。我军击沉2艘敌舰。

　　高尔察克的区舰队损失了3艘战舰之后，向北面的彼尔姆退去，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从此，萨拉普尔市开始了和平生活。广场上，俱乐部里，挤满了年青人，红军战士们为他们举办了音乐会。顺便提一句，我们团里有许多天才的民歌手、杂技演员和小丑演员。他们的节目给观众带来了愉快和欢笑。以前，卡佩利将军的“敢死队”在这里为非作歹，经常公开地侮辱市民，而我军指挥员却为市民们举办娱乐晚会和有管乐队伴奏的舞会。许多青年人向团部递交了自愿加入红军的申请，一时间团司令部里简直是门庭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