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又善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凡遇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横，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常常把与自己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形容为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讲：

　　“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

　　１９４３年以后，山东共产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的心情也比以前愉快多了。说来也奇怪，罗荣桓的病也再没有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内部出了叛徒

　　就在山东八路军忙于应付李仙洲进入山东的紧张时刻，从冀鲁边区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被刺。

　　黄骅被刺不是国民党干的，也不是日本人干的，而是八路军内部自己人干的。这对罗荣桓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１１５师在这一地区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在山东６个大战略区中，１９４２年和１９４３年处境最困难的就数冀鲁边区了。１９３８年８月，萧华率３４３旅机关部分人员和小量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抗日武装汇合，组成了拥有２万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了拥有１４个县政权的根据地。由于这一地区直接威胁天津、德州、沧州、济南等战略要地，可以说处于日军的肘腋之间，因此日军对华北“扫荡”，这里就首当其冲。加之１９３９年灾荒严重，大部队难以在此活动，１９３９年９月下旬，萧华奉命率部队转移到了鲁西，只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区的斗争。以后，由于日军加强对津浦路的封锁，冀鲁边和鲁西的联系基本上被切断。

　　萧华调任１１５师政治部主任后，出席了１１５师的桃峪会议，报告了冀鲁边区的工作。随后，罗荣桓、朱瑞、陈光和萧华等人深入研究了那里的形势，作出了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联系的决策。此前，由于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地处小清河一带的清河区同老黄河以北的冀鲁边区长期被割断联系。清河区地处小清河两岸平原，拥有寿光、广饶、青城、邹平等十几个县，人口达４００余万，因受胶济路沿线日军的进攻和封锁，小清河以南地区逐渐被分割。他们便向黄河入海处的利津、沾化一带地区发展。这里虽然人烟稀少，但地区辽阔，远离城镇，很便于生存。如果冀鲁边区与清河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扩大机动余地。从１９４１年春天开始，１１５师冀鲁边区部队连续进行了几次东进作战，开辟了黄河北岸濒临渤海的鲁北游击区，山东纵队的清河部队也在反击顽固派以后，控制了利津、沾化一带垦区。两区部队终于粉碎了顽固派对八路军的长期封锁，打通了冀鲁边与其他地区的联系。

　　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工作，罗荣桓从１１５师抽调了几批干部到那里。萧华调走后，任命周贯五为冀鲁边军区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１９４１年夏天，又派黄骅去冀鲁边区，任教导６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加强冀鲁边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１９４２年春，山东分局与１１５师决定把１９３９年从冀鲁边区调出的邢仁甫调回，任教导６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与此同时，罗荣桓又抽调卢成道、王文模、黄荣海等一批干部到冀鲁边区担任领导工作。

　　然而，由于日伪军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这一地区形势越来越严重。到１９４２年下半年，区内的日伪据点林立，９０％的老百姓被迫向日伪军缴纳租税，多数的地方政权是表面上应付八路军，而实际上是服从日伪军，八路军和共产党在当地的日子很不好过。当时，沿津浦路以东，以德州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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