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还指出，在党的干部中，阶级观念、群众观念薄弱，减租减息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他认为这是广大群众未能真正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根本原因。

　　此外，刘少奇还指出山东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这主要是指前一段时间的“肃托”，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及党八股作风等。

　　刘少奇提出，今后“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际国内的伟大事变。”

　　刘少奇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得到了在场的全体人员的赞成。

　　座谈会后，召开了一次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工作的战略方针、部署问题。不久，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又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分局各位负责人彼此思想见了面，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朱瑞代表分局按照刘少奇讲话的精神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党工作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分局就此报告作出了决议，随即在中国共产党山东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普遍和深入的传达。

　　刘少奇来到山东，指导分局形成这一决议，对山东军民胜利渡过抗战的艰苦阶段，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协”的改组

　　在１１５师向山东分局靠拢之前，就存在一个“抗敌自卫军”这个山东特有的问题。１１５师转移后，罗荣桓就此事进行了调查。

　　事情是这样的：１９３９年夏，山东文化教育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受沈鸿烈排斥，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们中间有老同盟会会员、大学教授，也有参加过国民党的进步分子，有的早年就与共产党有过友好关系。他们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１９３９年７月，在山东分局的支持下，他们发起成立了“国民抗敌协会”（简称抗协），主要负责人有李澄之、梁竹航、彭畏三、杨希文、路雨亭、耿光波等。其中李澄之是在山东颇有影响的人士。他曾在沈鸿烈包办的山东抗日动员委员会内工作，因为思想进步，受沈鸿烈的排斥，便脱离国民党省政府，在地方上成立购粮委员会，帮助抗日的部队购买军粮。沈鸿烈又出来干涉，李澄之愤怒地说：“反正我们是要抗日的，国民党不让我们抗日，我们去找共产党。”从此，他和耿光波等人便来到共产党的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一开始，“抗协”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山东分局有的领导人忽视了发展进步力量这一工作，产生了把“抗协”组成一个中间性质的国民党的念头，硬性将“国民抗敌协会”改成“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实际上违背了“国民抗敌协会”多数成员的初衷。１９４０年７月，山东分局又帮助“抗协”建立了“抗敌自卫军”，并且供给他们武器和经费，还派进去许多干部。这样一来，“抗协”是既有“党”，也有“军”，而且从上到下形成了一套组织，实际上成为在根据地内与共产党、八路军平行的组织。虽然领导人都是热心抗战的进步分子，但是他们多是知识分子，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而且出现了与共产党争权争位、争人争枪等错误倾向。

　　１１５师的领导人，特别是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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