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守义,“西安事变”前他在陕北,防地与红军接壤,曾奉张学良之命掩护过大批进步人士进入苏区,其中包括美国记者斯诺。因此,他对共产党还是友好的。这个师的两个旅都有共产党掌握的战地服务团,每个团都有共产党领导的宣传队。第112师334旅667团团长叫万毅,在“西安事变”中是少壮派,事变后被蒋介石扣押,抗战爆发后才释放,1938年3月由张文海、谷牧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掩护下,共产党在667团的工作十分活跃,几乎每个连队都有共产党员,抗日气氛十分浓厚。
罗荣桓在听完谷牧的汇报后感到十分满意,随后他指出:对东北军要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团结争取广大官兵一道抗日,另一方面对在部队中进行阴谋活动的国民党特务,要进行尖锐的斗争,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以防止东北军向坏的方向转化。
罗荣桓初步了解了于学忠的第112师的情况后,便与陈光商量决定,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去做联络霍守义的工作。王秉璋原来在孙连仲的第26路军,1931年底在宁都暴动时参加红军。由于他对旧军队的官兵思想动态、生活习惯、语言礼节等等情况比较熟悉,因此王秉璋第一次去拜访霍守义时,霍守义就与他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王秉璋给霍守义带去了一些宣传材料,其中有一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霍守义看后非常赞赏。王秉璋告辞后,霍拿着歌对他的书记(相当于秘书)李欣说:“我看这首歌很好,咱们也能唱。你就用我的名义起草一个训令发到全师,要大家都唱这支歌。”
霍的这个决心真是令李欣大吃一惊,但也感到十分高兴。这位霍守义的书记李欣也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共产党的本事,连后来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亲属都成了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秘密工作真是做到家了。当有人向霍守义告发时,霍守义根本就不相信李欣是共产党员,并且说:“只要他抗日,管他是不是共产党。”
在王秉璋返回115师后的一个夜晚,李欣在秘密交通员带领下,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匆匆赶到115师师部去见罗荣桓。由于李欣要在拂晓前赶回霍守义部,所以他顾不上寒暄,一坐下来就汇报。罗荣桓凝神听完他的汇报,几乎没有什么插话。在李欣汇报的过程中,林月琴端来炒得热烘烘的花生,款待这位从事危险秘密工作的同志。
李欣从1938年起便在霍守义身边工作,对东北军第112师的情况,对霍守义的政治态度和脾气爱好,以及霍同王秉璋见面后的反应都十分清楚。李欣详细汇报后,便向罗荣桓建议,共产党在第112师的工作基础很好,在国民党加剧反共的形势下,是否可仿照山西新军的办法把队伍拉过来。
罗荣桓听后立即指出:你们的情况同山西新军不同。山西新军是共产党组织起来的部队,而第112师是东北军。你们还是要做好团结上层进步势力和下层广大群众的工作,争取霍守义向更好的方向转化,不要搞“起义”。
罗荣桓认为这样做很有分寸,如果一搞起义,东北军马上会认为是共产党在挖“墙角”,对共产党所采取的统战活动存有戒心,所以他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罗荣桓与李欣围炉长谈,并不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已近拂晓,为了避免暴露身份,李欣便起身告辞。
在115师师部还有另一位人物,也可以在霍守义处登堂入室,同谷牧、李欣等人进行联络,又不致引起霍守义的怀疑,他就是115师的联络科长勒怀刚。
勒怀刚的父亲斯云鹗,曾当过吴佩孚的副司令和河南省省长,同于学忠有袍泽之谊。他的伯父靳云鹏,在北洋军阀政府里曾两度出任国务总理,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
靳怀刚在北平读书时,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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