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狂风恶浪。

　　王须仁搞“肃托”，得到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的行动。于是，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依据这些不确实的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是越肃越多。

　　“肃托”像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到湖西区党委，许多领导干部被关押。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被杀害。二王草菅人命，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报告，而且还嫌当地“托派”的人数不够，“肃”起来不过瘾，于是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发报，说在冀鲁豫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得志将该地区的“托派”抓起来，送到湖西地区处理。杨得志一面向上级反映，一面回电严词拒绝。不久，杨得志率领部队路过湖西，听说他们仍在杀人，又当面对王凤鸣和大队长梁兴初说：“你们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王凤鸣对此置若罔闻。而梁兴初当时刚从陇海路南回来，不了解“肃托”的情况。他听了杨得志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向王凤鸣提出意见。王不但不听，反而说有人供出梁兴初与徐州的敌人有密切联系，也是“托匪”，突然把梁兴初也抓了起来。此例一开，４大队的“托匪”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很多营连干部被投进监狱，这些人大都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

梁兴初差点被枪毙

　　听说梁兴初被关起来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立即赶到湖西。他对王凤鸣搞的“肃托”表示反对，不同意逮捕梁兴初。王凤鸣不仅不听，反而又想抓彭明治。彭明治无力扭转王凤鸣造成的险恶局面，只得发报向罗荣桓和陈光反映。

　　罗荣桓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湖西发报制止，同时说明将亲自到湖西了解情况。见到罗荣桓的电报后，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不得不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准备迎接罗荣桓的到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制造的既成事实。

　　被关押的干部很快认识到这是一起大冤案。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副支队长李发原，是红２５军干部，内战时期见识过“肃反”扩大化。他不愿坐以待毙，设法逃出了虎口，并向山东分局作了报告。区党委巡视团主任张子敬也跑掉了，但又被抓回来。一些逃脱不掉的干部也千方百计地向上级报告情况。被关押的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等，在一个纸烟盒子的背面，给山东分局和１１５师首长写了一封信，报告湖西“肃托”的情况，然后把这封信交给同监的一个小贩，托他释放后交给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再转到分局和师部。罗荣桓赶到湖西时，收到了这封信。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站，把共产党监狱内犯人的信交给共产党的机关，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恐怕是极为少见的。

　　“肃托”在继续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后也被投进了牢房。牢房设在一座地主宅院内，几间阴暗潮湿的房内，关了许多重要人员。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有湖西人民抗日武装最早的领导人李贞乾、鲁西南地委书记戴晓东……他们的许多战友已经惨遭杀害，而他们自己的生命已是朝不保夕。可这位侦察科长却带来了好消息，他告诉大家：

　　“罗荣桓政委要来了！”

　　阴暗的牢房里立刻活跃起来。“有救了，有救了！”人们交换着欣喜的目光。白天，大家都把目光转向窗户，盼望看到罗荣桓的身影；夜晚，大家都在侧耳倾听，想听出有没有罗荣桓到来的马蹄声。人们都在默默念着罗荣桓的名字，心里想着：“罗政委，你快来吧！”

　　罗荣桓比他们更急。在被关押的人盼望他到湖西的时候，罗荣桓一行正马不停蹄地向湖西赶来。对于罗荣桓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多争取一点时间，就等于多为革命挽回一些损失。罗荣桓亲自听取侦察员的报告，了解敌情，决定具体的行军路线。在行军途中，他们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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