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杨得志还非常年轻，转身就去找聂荣臻副师长，说：“我还是去独立团当副团长，６８５团的团长让别人去干吧。”

　　“为什么？”聂荣臻听完后，非常严肃地说，“你去６８５团是命令。命令下达了就要执行。形势这样紧张，部队在等着你，你马上去６８５团！”杨得志一想也是这么回事，也就再没有说别的。

　　因为６８５团早已出发。杨得志按师首长的指示，日夜兼程地赶往芝川镇。到了芝川镇，部队已渡过了黄河，一直赶到山西的侯马，才见到了自己的部队，并一同乘火车赶往平型关。

　　到了太原后，因日军轰炸，部队又改乘汽车。当时吉普车很少，团长也得乘卡车。当杨得志正要上车时，司机走到他的面前说：“首长，这一带全是山路，颠得厉害，你到驾驶室里坐吧。”

　　听他叫“首长”，杨得志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国民党士兵对上级从来是称职务或“长官”，这个司机却非常自然地用了红军中的上下级之间的称呼，这让杨得志感到迷惑不解。随后他找了一个理由，说：“你们的驾驶室里还有副手哩，我坐后边可以。”

　　“不，不。”那司机急忙解释说，“副手已经到另一辆车上去了。您来坐吧，不会出事的。”司机误会了杨得志的意思，还以为杨得志对他怀有戒心呢。

　　盛情难却，杨得志只好坐到驾驶室里。

　　开车以后，杨得志就同司机拉起了家常。原来，这个司机是河南人，已经开了１３年的车，刚调到山西来不久。杨得志问他是不是到过很多地方。“怎么说呢？”他点上一支烟，猛吸了两口，没头没尾地说，“你们到过的地方，我也到过一些。”他见杨得志不解，就惨然一笑，“最后一次‘围剿’你们，我就开车到了山西。后来你们长征——我们的长官说叫‘西窜’——我又开车跟过你们。我开车，没打过仗，可见过你们。我曾想跑到你们那里去，可又一想，共产党没有汽车，我又不会打仗，去送死呀？你想，我被抓来当兵，家里上有爹娘，下有老婆孩子。我死了他们咋活？现在，我虽然活着。但也不知道他们还喘不喘气哩！这回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不打仗了，大家一块打日本鬼子，打完日本鬼子我就可以回家了。我不是当着您的面说好听的，要正儿八经打鬼子，还得靠你们呀！要是我跟着你们，让鬼子打死了，那也不屈。中国人嘛，还能让小东洋欺负着！”

　　听了司机朴素而真诚的语言，杨得志很感动：他当了这么多年的国民党兵，对国民党的本质认识不清是难免的，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无论他所处的位置如何，从事什么职业。只要国难当头，就有可能马上唤起他们的那颗爱国之心。同样，卢沟桥的炮声，唤起很多国民党官兵那颗未泯灭的良心，这位司机就是其中一个。

　　在这以前，杨得志曾接触过东北军、西北军的许多普通官兵，他还接触过庆阳县的县长和镇长们，特别是从侯马到太原这一路上见到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都共同表现出拳拳爱国之心。是啊！偌大的一个中国，拥有四亿五千万同胞，只要真正团结起来，日本侵略军还够打的吗？同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政策和策略，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

　　在向晋西北挺进的过程中，１１５师的指战员发现，越往北走，遇到国民党败退下来的士兵就越多。这些残兵败将有的是在战场上一触即溃，有的根本就没见着日本鬼子。一听说日军来了，他们就闻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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