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青山地区的抗日军民在抗日政权的领导下，同日寇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扑灭抗日峰火，日军反复地对大青山地区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摧毁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半年当中，绥西、绥中、绥南被烧毁的村庄多达1700余座，群众被迫大批逃亡，抗日政权和军队失去了依托，陷入难以存在下去的严重困境。

　　贺龙、关向应分析了这一情况，认为，大青山地区是一块完全处于敌人分割包围之中的根据地，和晋西北不一样，必须执行一套灵活的政策，方能长期坚持。贺龙说：“他们那里不能照晋西北这一套办，一切要有利于站住脚跟。”关向应说：“除了敌人残暴之外，主观上是领导思想上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根据地不明确。”贺龙同意这个看法，认为这就是大青山地区陷入困境的内部因素。他们向大青山骑兵支队司令员、驻绥远办事处主任姚喆，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张达志，中共绥察区党委书记白如冰提出：“大青山今天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只能是一个游击区。地方党、政府必须正确执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1941年初，贺龙更加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过去那种暴露政策，不利己，亦不利人，应禁止。”要求他们不要盲目地去扩张声势，而应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执行隐蔽政策，积蓄自己的力量，保持与群众的联系，做扎实的工作，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并且对如何执行隐蔽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

　　贺龙、关向应的这些意见，从思想上明确了在大青山地区坚持斗争和进行建设的方向和策略，从而使那时的抗日政权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41年5月，条件成熟，经贺龙、关向应批准成立了绥察行政公署，颁布了《绥察行政公署施政纲领》，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政权建设展开了新的一页。

　　微风送爽，艳阳高照。在秋色宜人的季节里，关向应病倒了。

　　他忍着痛苦，静静地躺在床上。

　　早在1940年开春以后，关向应患肺结核病日益严重。10月初他日夜不停地主持四五天会议，终于病情大发作，不得不离开晋西北去延安治疗，贺龙亲自到彩林后方医院送行。贺龙与关向应从1932年在湘鄂西苏区开始一起工作共同经历了8年艰难岁月。在这8年的风风雨雨中，他们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关向应理解贺龙、支持贺龙。他曾对人说：“有人说老贺有军阀主义，其实，他联系群众，关心爱护群众，上下级关系密切，同他接触多了，就比较随便了。”“你不要看老总发脾气，他发脾气其实是爱护你。他伟大就在这一点上——关键时刻他立场坚定、果断。”贺龙尊重关向应，遇事总要问问关向应的意见。他们俩人思想合拍，配合默契。关向应病重以后，贺龙十分焦急，诸事都很关心，连关向应应该吃什么、怎么吃法，都要亲自关照一番。不久前，刚刚送去一件皮大衣给他御寒，可是现在，病魔却使他俩分开了。

　　贺龙望着关向应日渐消瘦的面容，感到非常痛苦。关向应是一位十分出色的政治工作者，也是120师乃至晋西北根据地的主心骨。关向应走后，整个军政领导工作都将集于贺龙一身。

　　关向应躺在担架上，伸出瘦弱的双手与战友们一一握别。贺龙、周士第、甘泗淇等人挥动着双手目送关向应远去。一群战士擦去脸上的泪水，心中默默祈祷：我们的好政委，祝你早日康复，盼你早日归来……

　　1942年春，中共中央令贺龙速返延安。贺龙将晋西北的工作和反“扫荡”任务向周士第等人作了交待，便匆匆奔向延安。

　　3月25日，在明媚的春光中，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120师师长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115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毛泽东、朱德都到了会。主持会议的是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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