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企业。
为了解决晋西北严重的经济困难,贺龙、关向应决定,大力发展生产,尤其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晋西北行署成立不久,就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在全区普遍实行减租25%,并取消一切附加,新债和旧债的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1%,严禁对农民高利盘剥。这一条例的实施,大大地提高了根据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接着,经过贺龙、关向应、林枫、赵林共同商量,成立了晋西区党委财经委员会,贺龙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统一领导晋西北的财政经济工作。
早在1940年1月,120师刚回到晋西北,师领导就认识到经济问题对于120师立足晋西北的重要性。于是,把师供给部陈希云和范子瑜两位部长分别派到晋中和晋北,要他们到敌占区去筹款。结果,收效甚微。而后范子瑜又奉命去大青山地区筹集物资,到敌占区和国统区去换取晋西北急需的资金。1940年下半年范子瑜第一次上大青山,变卖了筹措到的物资,带回三四十万块银元。
这时,延安的党中央机关,经费也极为困难。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后勤部长叶季壮打电报向120师求援。贺龙把陈希云、范子瑜找来,让他们看了延安发来的电报,然后问:“你们看怎么办?”两位部长心里想,好不容易弄来的这点钱还不够晋西北用呢!可是,首长问话岂能不答。范子瑜只好说:“请老总裁定吧!”贺龙又问:“你们从大青山带回来多少钱?”范子瑜说:“三四十万银元。”甘泗淇、周士第互相看了看,然后对贺龙说:“老总,你决定个数字马上送去吧。”贺龙衔着烟斗沉思片刻说:“你们从中拿出三分之二连夜送到延安去。”陈希云着急了。眼下晋西北急需用钱,送走那么多,自己怎么办呢?他马上说:“老总,我们部队还没有过冬的棉衣呢!”贺龙看了他一眼说:“你要头,还是要身子?”
范子瑜共上了3次大青山,每次回来,贺龙都让他给延安送钱。整个抗战期间,晋绥地区向延安送了多少钱,已无法统计了。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困难,财经委员会决定建立人民自己的银行。这是一个重大任务,在银行负责人的人选上,贺龙、关向应、林枫都想到了刘少白。刘少白很早就同中国共产党有接触。他的女儿刘亚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较早的一批女党员之一。1937年8月由王若飞、安子文介绍,刘少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不公开身分的党员。刘少白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预科,在河北省建设厅、天津商品检验局当过科长,有相当的经济工作经验,而且,对山西的经济情况比较熟悉,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因此,贺龙亲自出面邀请他出任总经理,筹建银行。经刘少白多方筹措,筹集到了开办银行必需的资金。1940年5月,西北农民银行在兴县正式成立,不久,又发行了晋西北根据地的货币——西北农币。银行的成立,农币的发行,对于稳定金融,争取晋西北财政经济的好转,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晋西北进入了更加困难的时期。春季和夏季日寇对晋西北的两次大“找荡”,特别是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的冬季大“扫荡”,使晋西北尚未来得及解决的经济困难更加严重。1941年春,晋西北行署召开财政经济会议,贺龙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群众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房子住。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一个中心工作,党政军民,要一致努力,各级领导要深入实际,下决心把生产建设工作做出成绩来。”会议确定把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作为1941年的中心任务,并明确提出了“以农业为主”的发展生产方针。会后,党政机关将行署、军区、新军总指挥部、青联、妇联等单位联合起来,组成晋西北春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区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军区后勤部门着重抓了4件事:第一件,生产粮食;第二件,解决服装供应。主要是发动部队种棉花,建设河西被服厂和用土特产交换布匹。至1942年夏天,120师每人都领到了1套夏服,并且拨给新军8千套夏装;第三件,解决副食品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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