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边区军民作了充分准备，因而，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始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国民党顽固派没有贸然发动进攻，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进行破坏。清涧、绥德、米脂、西川一带接连出现阎锡山的小股土匪，到处窜扰，抢劫公营商店及单行军人的武器，刺杀地方工作人员，破坏地方政权。土匪活动最猖狂时，平均每天要发生1次抢案，清（涧）绥（德）大道上黄昏时分没有武装护送就不敢走路，严重地影响了当地的治安和交通。贺龙决心剿灭这些政治土匪，保护边区政权和人民。1943年，他乘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的机会，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专门讨论剿匪工作。贺龙在会上指出：这些土匪已经作案30余起，干部和群众死伤23人，损失财产200万元，如果任其发展，边区将得不到安宁。贺龙严厉批评了某些干部由于存在和平麻痹思想，对土匪采以放纵和宽大过头的态度。他提出，由各分区司令部和地方党政机关联合组成清剿委员会，统一领导剿匪工作，坚决消灭国民党派来的这些祸害。会后，贺龙连续两次签发剿匪命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拟定了清剿战术，制定了对土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贺龙强调：“要坚决肃清匪患”，但须“正确执行政策”，“注意分化和争取”，“慎重对待首恶分子与胁从分子的区别，避免乱杀”。经过3个月的努力，8股土匪被全部肃清，进一步巩固了边区政权，安定了人民生活。

　　第三次反共高潮一结束，120师及陕甘宁部队掀起了训练热潮。贺龙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要开一个会，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1943年6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120师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部队军事训练问题。贺龙亲自领导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出的指导性意见，主要是：一，训练要为战争服务。他说：“过去和部队的教育与战争脱节的现象，应当纠正。”在训练中，“各级司令部对自己周围的敌人与顽军应有一定的想定（军语。按敌我双方基本特点结合实际地形拟订的一种情况设想），作为训练的依据。西北地区要有两个想定：一个是对付日本军队的，一个是对付顽军的。今天，战斗经验中有许多战术、技术问题，要依据这个原则进行整理。”“要加强学校与部队的联系，部队供给学校材料，学校帮助部队整理；学校向部队提出训练及战术意见，使学校教育符合部队的需要。”二，部队训练的要求或者说目标，在于“能对付两倍或三倍的兵力（的敌人）”，“1个打3个”。贺龙指出：这是根据边区部队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是形势的需要，只有把兵练成这个样子，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三，生产与训练这两大任务要统筹安排。当时边区部队正在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因此，有些部队在安排生产与训练上统筹兼顾不够，安排不尽合理。贺龙指出：“生产任务大体上已经解决，而学习任务还未解决。学习问题主要是抓紧，要挤时间。”他说：训练抓得不紧，“问题是首长和司令部抓得不紧。”他提出了一个负责制办法：“各级司令部把兵训练不好，我就找你们参谋长。你们应当多用脑筋想办法。”

　　贺龙还对会议的开法进行了改革。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来议论去的老一套办法，请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些切实的具体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思想和章程。贺龙自己也穿着草鞋来往于操场烈日之下。这套办法，给会议注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会开活了。

　　这次会议，对部队的训练方针、组织领导、规章制度等展开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明确的意见，特别强调“克服机械地认为生产第一、教育第二、忽视军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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