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50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国民党顽固派又在酝酿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4个多旅的部队不仅要保卫河防，对付日寇，而且要对付众多的国民党军，兵力实在不足。在非主要方向的边境上，1个团要担负400公里正面的守备，显然很难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贺龙有一个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的想法，可是，现在是根据地最困难的年月，都在精兵简政，边区要扩兵显然是不行的，于是，他想到了晋西北。他考虑，晋西北新军决死二纵队、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经过整编和多次反“扫荡”的锻炼，战斗力提高很快，已经可以胜任保卫晋西北的任务了。120师独一旅的1个团已于1941年调整来陕北，旅部及另1个团仍在晋西北，可将其调整来。他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942年11月26日，120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于绥德地区。359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

　　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鼓吹封建法西斯理论，反对共产主义。5月，国民党军把对付日军的一批部队从河防撤往边区周围，增加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并且向关中地区逼近，企图闪击延安。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亲赴耀县召开作战会议，又跑到洛川以北活动，扬言要让八路军交出边区。形势一下子紧张起来。6月，中共中央军委将358旅调整到陕甘宁边区。贺龙随即命令358旅进驻今富县以西黑水持、直罗镇一带葫芦河谷地区，同由康健民率领的骑兵旅一道，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和准备实施机动。

　　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下，延安进行了紧急动员。

　　在动员会上，贺龙感慨地说道：“往年，我们在前方纪念‘七·七’，周围都是敌人。今天，在我们家里纪念‘七·七’也同样不安宁，昨天，关中已经听到了炮声。这炮声是从新自河防阵地撤到边区附近的部队发出的。他们不打日本人，开来打自己人，要消灭边区老百姓，消灭共产党，消灭边区政府。”他极为气愤地反问：“国民党政府不发一饷一弹，我们打了6年仗。日寇侵华军队，我们打了一半，这样的军队不好吗？我们不敢言功，但我们何罪可伐？为什么要来打我们？对33个叛将（1938年1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国民党政府军中的一些将领陆续投敌叛国，其人数高达33人。）不讨伐，而对我们则当做敌人看待，这还有公理吗？”

　　蒋介石派驻延安的一位姓徐的联络参谋也参加了会议。他坐在台上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中并没有说要打内战。”

　　贺龙听到后，带着讽刺的口吻说：“刚才联络参谋徐先生说，蒋委员长‘七·七’广播没有提到内战，我说，这个消息很好，我们很拥护。但是河防大军六七个师和坦克、重炮纷纷西调，包围边区，部队都换上了新炮，连马鞍也换了新的，对着我们如临大敌，而把日寇放到一边，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还要请解释解释。”

　　联络参谋无言以对。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

　　贺龙对着台下大声说：“现在边境上对方的枪已经响了，我们还没有还枪，因为我们一向是主张团结抗战的。人家如果不打我们，我们也不会去打人家，但是，如果一定要来打我们，我们就一定要自卫。我们的忍让是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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