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向来以老奸巨猾著称。他的全部打算，都以不危及他统治的山西利益为转移。因此，当他和日寇的矛盾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尖锐起来的时候，他就和共产党合作，大办“牺盟会”、“动委会”和建立山西新军，其目的是利用这些力量来抵御日寇的进攻和抵制蒋介石势力的渗入。但是，当他看到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就露出本来面目，日益公开地与日寇勾结起来，图谋用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来限制以至消灭共产党、八路军等进步抗日力量。

　　1939年3月，阎锡山在秋林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亦称“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师长、独立旅长以上的部队军官和各区专员、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干部，以及一部分县长、“公道团”团长、“牺盟会”县特派员等100多人，这次会议是阎锡山准备妥协投降和公开反共的开始。会上，他分析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说：“蒋先生的脑筋中，决无抗战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协的问题了。因之他可以设法更多增加前线的困难，使前线将领自动要求停战，他可以任意广播共产党、八路军破坏统一，不服从命令，加他们一个奸党奸军的帽子，在不知不觉中，转移抗战为剿共，一切关键只在日本条件能否接受，这种形势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天要下雨，要赶快准备雨伞。”在这次会议上阎锡山提出“走上抗战最高峰”和“无条件存在”的口号，意思是说抗战已到顶了，往后该不择手段谋求自己的“存在”了。他说“抗战只是手段”，“存在就是一切”。他还对心腹们说，要学“狡兔”一样有“三窟”。“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窟窿，才能存在：第一个窟窿是日本人，第二是国民党，第三个是共产党”，现在“日本人最有力量，所以必须费力经营好日本人这个窟窿”。他还有一次说，苏先生（苏体仁，当时任伪山西省长）早回太原了，如果我回太原去，日本人一定会郊迎60里。

　　秋林会议期间，围绕着取消新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阎锡山绞尽了脑汁，他先是借口重庆国民党中央军令部来电规定文官不能兼任军职，说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因为兼任各区专员，所以不能担任决死1、决死2、决死3纵队的政治委员，决死四纵队政治委员雷任民，虽未兼专员，但要调到第二战区任高级参议，因此也不必担任政治委员。接着又抛出“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待遇”的所谓“统一方案”，提出要取消决死队的番号，恢复组建时旅团的番号，把1纵队改称独1旅、216旅，2纵队改称独2旅、196旅，3纵队改称独3旅、197旅，4纵队改为独4旅、203旅，工卫旅改为207旅。取消政委制，把新军统一于旧军。他还采取拖延会议的办法，阻止决死队领导人返回部队。甚至打电报把在陕西三原和国民党中央任要职的越戴文、越丕廉叫回来，让他们利用过去的师生关系和同乡关系劝薄一波接受他的要求，到山西省政府建设厅任厅长。结果均遭到失败。

　　阎锡山想在秋林会议上“和平”地取消决死队、牺盟会的阴谋破产后，便开始考虑采取武力达到目的。在一次会议上，他说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他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现在用的这个新车，现在这个新车可以跑得飞快，但能把你翻倒在地上。这里的破车、新车，不言而喻就是指旧军和新军。阎锡山相信他的旧军，但也恨他们不成大器，大骂他们“棒子也打不醒，非到镣头的时候才能醒悟过来，但到那时已经迟了，现在刀子已经砍进你们的脖子三分，还不觉悟。我现在一定要把你们叫醒，你们赶快起来，只要咱们有了力量，蒋介石、共产党都会怕咱们，日本人更不会小看咱们”。为了做好反共和对日妥协投降的准备，他决定在山西成立四个“省行署”。任用他的亲信、旧军高级军官杨澄原、赵承绶、孙楚、陈长捷分别任一、二、三、四行署主任，监视和限制进步专员，控制山西，扼制八路军和新军以及一切进步力量的抗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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