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种情况，120师的领导人们决定：大力扶植战动总会和牺盟会等进步力量，争取动摇分子，孤立亲日派，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贺龙、关向应等人对独立自主的原则思想上很明确，他们一方面主动与晋绥军及其他国民党军进行合作。在作战行动上，经常保持与傅作义、赵承绶、郭宗汾、杨爱源等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接触。只要有机会，贺龙便主动前去各个拜访。通过协商，争取互相协同。在政权问题上，则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摩擦。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是放手推动和帮助战地总会、牺盟会等抗日团体充分发挥它们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办120师不宜出面办的事，大力发展抗日力量。

　　贺龙、关向应充分发挥战动总会的作用，在晋西北各地建立县、区动委会，将中共县、区委设在动委会内。有的县或区的动委会主任、同时就是中共县、区委书记或部长。这样，晋西北的建党工作就比较顺利地展开了，控制地方政权。动委会发动群众，改选村长，改造旧政权。改选的村长不一定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但至少也不是阎锡山训练的人。这样一来，阎锡山那套统治办法不灵了，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就有了可能。当时，阎锡山派到晋西北的两个专员，一个叫武灵初，一个叫张隽轩。这两个人都是秘密的共产党员。贺、关和战动总会就通过他们撤换了一些不抗日的反动县长，尽可能地使晋西北一些县级政权掌握到进步人士手里，为建立起真正的抗日民主政权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与此同时，120师大力动员群众，“招兵买马”，壮大抗日武装。贺龙、关向应多次强调：人民的抗日武装得不到壮大，就谈不上抗日，也谈不上坚持和扩大统一战线。

　　于是在晋西北，八路军120师与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展开了一场“兵源争夺战”。

　　120师359旅一部驻在一个叫上村的地方，有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驻在下村。上村和下村相距不过十来里路，中间横着一条小河。别看这条河不大，却把上下两村隔成了两个世界。359旅向上村进发的那天，迎面遇上一群逃难的群众。他们背着包袱，挑着家什，孩子哭，女人叫，忧虑而惊慌地走着。这种颠沛流离的景象，谁见了心里都沉甸甸的。可是，日寇离这还很远，为什么他们就如此惊慌失措呢？

　　原来他们都是上村人，只因下村来了国民党军队，吓得他们急忙逃难。一提起国民党军队，大家又恨又怕，都争先恐后地向八路军诉说由下村传来的消息——国民党军队一进村，就吹胡子瞪眼，吹什么抗战“有功”，要老百姓慰劳。说是慰劳，实际上是趁国难当头，搜刮民脂民膏。今天派粮，明天摊款，倘若交不出，不是吊打，就是翻箱倒柜，见啥抢啥。耕畜被拉走杀了吃，桌椅床板被抢去当柴烧了，那些当官的整天花天酒地，打麻将，耍纸牌，见了姑娘媳妇，挤眉弄眼，动手动脚。日寇还没有来到，下村就已成了人间地狱。老乡们说：“鬼子来是死，国民党来了咱们也活不了，反正没活路。”

　　八路军的到来，给人民带来了指望，谁愿意背井离乡？他们又背着东西和八路军一起回村了。

　　部队驻下，便组成了若干工作组，四面活动。从东头到西头，从村南到村北，到处张贴布告，访贫问苦，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运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政策，犹如春风化雨，冲走了人们的忧虑和不安，带来了一片朝气勃勃的景象。不几天，359旅就协助地方的党组织，把抗日民主政权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也相继成立了。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极了。经常看到这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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