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摆摆手。明天即将与杜勒斯举行会谈，在杜氏面前，他摆出一副挨打受气而不是招是惹非的形象最好。本来，明天的会谈困难重重，有了今天毛泽东这顿打，反而好谈多了。他吩咐：告胡长官，不可盲动。

　　蒋“总统”洞悉毫末理解正确。今天这场炮击，毛泽东的确意在告白老友，君不领情，话太出格，岂能不打。但勿介意，吾开炮，是罚你，亦是帮你哩。

　　10月20日就是如此，毛蒋联抉上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现代“苦肉计”，恭候那只已经东飞的“不祥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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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19日两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罗马参加教皇庇护十二世的葬礼。20日，事情办完，他决定立即按计划东飞，到台湾与蒋介石会晤。

　　此刻，美国在罗马唯一现成的、能立即起飞的飞机是一架空军喷气式加油机。这种飞机在速度和性能方面是很出色的，但对旅客来说却一点也谈不上舒适，因为除了一对吊床和几个固定在黑糊糊；通风的机舱里的小座位以外，既无床铺、甚至也没有宽大一些的椅子。杜勒斯没有丝毫的踌躇，他一向惜时如金，不愿白白浪费大半天而等候飞来一架美国豪华专机。他顺着狭窄的舷梯爬进机舱，随便找个座位坐下，对飞行员说：孩子们，咱们走吧！

　　杜勒斯是美国历史上权势最大也是最为辛苦的国务卿，他常常亲自飞到世界上出现麻烦的地区去处理问题，决不单纯依靠信件、电报和照会。有人形容，他简直就是一个每跑一圈后又拿着接力棒再跑，而不会把棒传给别人的运动员。当然了，凡是他去过的地方，局势往往更加恶化、复杂，麻烦的事情更为麻烦，他因此获得了“不祥之鸟”的绰号。对于这一“美誉”，他完全不以为然，光荣自豪地说：我所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伟大的美国。许多年后，艾森豪威尔深情地回忆起杜勒斯，仍然没有忘记1958年的那次困难飞行，他评价道：想一想吧，一位其生命期限仅余半年的71岁老人，在恶劣条件下飞过半个世界的艰难经历，其对于国家的忠贞热忱不能不令他的同事们惊讶和感动。

　　“一切为了美国”，这是杜勒斯孜孜奉献的目标和狂热工作的动力。他的信条是：可以有保证美国利益之后的敌国利益，不能有损害美国利益之后的盟国利益。

　　飞行途中，接到报告，毛泽东已于东半球的下午、西半球的凌晨突然而奇怪地恢复了炮击。国务卿为此感到失望和懊丧，他甚至产生了取消此行的念头，他始终不解的是：一向精明的毛泽东为何选择不合时宜的时间增加蒋的外交谈判筹码？他认为，毛现在打炮，只会对自己的宿敌蒋介石更有利。

　　华盛顿时间凌晨5时30分，杜勒斯决定让座机在阿拉斯加临时降落，一个电话找到了正在美国西海岸作竞选旅行的艾森豪威尔，将总统从睡梦中唤醒，两人就毛泽东恢复炮击后的局势商谈了10分钟。接下来，美国国务院和杜勒斯之间，国务院和艾森豪威尔之间，杜勒斯和先遣到达台北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之间，进行了多次长途电话商谈，最后，艾森豪威尔指示杜勒斯应继续飞往台北，“虽然会谈时蒋的态度可能会趋向强硬，但眼前的局面也更加说明，关于那几个惹麻烦的小岛确应有一劳永逸的符合美国利益的解决办法。”

　　1小时后，杜勒斯重返天空。

　　机舱内单调的马达嗡鸣和机舱外厚重的暗夜令随行人员打盹瞌睡，勤奋敬业的国务卿却了无困意，抖擞精神接着办公，凭借昏暗的舱灯在小折叠桌上写字。

　　起草的第一份文件是将以国务卿名义发表的声明。他写道：他此行是根据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前来“同蒋介石总统磋商，充分交换一下看法，希望通过重新研究，巩固我们双方互相信赖和信任的关系，而不是要达成任何新的协定”。他又写道：由于中共“莫名其妙恢复炮击”，此次台北会谈“已不可能具有在停火情况下本来可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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