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父亲的一生，他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甚至有些固执古怪的人。

　　在风起云涌潮涨潮落的年代，像他那样独往独来自辟一径而又持守始终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

　　父亲是浙江浦江人，1916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读书，1921年在上海爱国女中任教。青年时期，他的同学、同事、朋友中间，有的加入了国民党，有些成为共产党人，原来大家相处都不错，没想到一夜间就反目成仇，彼此残杀。血淋淋的现实对他刺激很大，使他觉得政治太残酷太可怕，因而决心不参加任何党派。到了晚年，他说：“我一生，不愿介入政，治纷争，又从来没有远离过政治漩涡，像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盼望着有一场风暴，风暴真的来临，却又胆怯滞步了。”用不愿下海湿衣而又一直倚岸观潮来形容他，十分贴切。

　　父亲青年时就爱好文学，喜欢写作，后来终于以新闻为业，辛勤笔耕了一辈子。这些年我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文稿，面对着他数千万言的文章著作，我感到惊愕：父亲几乎是不停笔地在写啊！这些文字记录了他生活的时代、历史，记录了他的经历、思想，留下了他的真诚与坦白。他是把他的灵魂无保留地披露在读者面前了，既不夸大，也不掩饰。对于一个记者和作家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容易的。如果说，要从父亲那里继承些什么的话，也就是这一个“真”字吧。

　　父亲的新闻、文学生涯使他有机会结识了中国政坛、文坛上的许多风云人物。二十年代，他为邵力子主编的《国民日报》“觉悟”副刊撰稿，与邵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三十年代，父亲与鲁迅先生相识并成为挚友，父亲后来撰写的纪念、评论鲁迅的文章，已成为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

　　抗战爆发后，父亲曾在浙江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过周恩来以及在皖南采访过叶挺、陈毅将军等，结交了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朋友。

　　抗战爆发，国共合作，父亲倍感振奋。他一扫往昔的沉闷彷徨，以高昂的热情奔走呼号，宣传抗日。作为中央社的特派战地记者，他完全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到那里去。上海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父亲也在其列，发出了一篇又一篇第一手战况消息。台儿庄会战，父亲采访李宗仁指挥部，第一个将战役大捷的消息报告于世。父亲的报道、文章真实地反映了抗战前线及敌后的情况，他也因此而成为当时中国的知名记者。

　　1939年，母亲怀上了我。听说蒋经国在江西赣州搞新政，父亲很想实地去看看，同时，也为了找一个相对太平的环境安家，好让母亲顺利生产。

　　家刚安顿，蒋经国便亲自登门造访了，说：曹老师，我这里有一张报纸，希望您能留下来，帮我办好这张报纸。于是，父亲便留在赣州，担任了蒋经国《正气日报》社的主笔，把报纸办得颇有声色。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父亲与蒋经国相识相交；结下了友谊。本来，父亲如果六根不净，凡心未泯，这是一个加入“太子党”，在仕途上求发展的好机会，但不管谁来劝说，他均坚持“平生只做无冕王”的原则，坚拒参加国民党。他称自己“并非清高，秉性使然”。

　　1948年，国民党败象百露，父亲到了南京。蒋经国去看他，父亲对蒋说：政府非有大的更张，否则难以为继。蒋经国对他的劝告不置可否，而国民党也依然故我，滑向崩溃。父亲仰天叹道：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共产党胜利，新中国成立，父亲是高兴和拥护的，但是，要叫他亦步亦超只能写赞美歌颂的应景文章，是与他自由主义的个性不相吻合的。此时艾思奇曾作报告，说：新政权好比一堵墙，知识分子好比一块砖，砖头砌进墙里，你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分子了，砌不进去呢，便只能把你搬开了。

　　父亲想，我是自由惯了的人。哪堵墙都很难砌进去，不必劳动别人来搬，我还是乘早去自谋生路吧。1950年，他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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