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为了适应宣传党的抗日政策的需要，成立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南方局外事组，王炳南任组长。在重庆，小组的工作任务是争取国际援助，重点对象为美国。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要求，王炳南小组广泛联络，深交朋友，工作活跃而富有成效，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参赞范宣德交往频繁，同戴维斯、谢伟思兄弟等美国使馆一批年轻的外交官，结为好友，并同富有正义感、诚实直言的美国远东战区总司令史迪威将军建立了互相尊重、信任友好的关系。王炳南的得意之笔是，外事组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实现了打破国民党封锁、组织美国新闻记者访问延安，实现了以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长驻延安。他们向世界大量报道了受到人民拥护、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向美国政府正确报告了中国局势，反映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消极抗日。气得蒋介石大发雷霆，臭骂国民党庞大的宣传机构竟远不如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他怒气冲冲写了个条子给国民党宣传部，说尔等既无天才，又不学习，以致在宣传上处处落后于共产党，奈何，奈何！有方可医否？

　　抗战结束，为防止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促成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使华。王炳南作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之一，直接参与了国、共、美三方谈判，同马歇尔将军来往频繁，常向他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和信件，并同美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多有接触。在这段宝贵的经历中，王炳南更真切地了解了美国人的思维、作风和处事方式，学到了同美国政界高层人士谈判打交道的方法技巧。

　　长期效命周恩来帐下，鞍前马后地奔走工作，王炳南锻炼摔打得深谋沉稳，行事果敢，判断敏捷，随机善辩，圆满完成了多项重大任务，成为党内公认的外交干才之一，深得周恩来的赏识与信任。

　　贺龙元帅告诉他：中央最先挑选与美谈判人选时，不光你一个，但考虑到你在党内有从事十多年外事工作的经历，大量接触过各种不同类型的美国人，比较熟悉他们，因此周总理力荐你担任对美谈判代表，认为你是最佳人选。

　　万里关山，千钧重担；唇舌交兵，寰宇风雷。王炳南想到自己是代表新中国、代表6亿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去和美国谈判，这个霸道的大国不愿承认我们，却又不得不正视我们，找我们来对话，内心便升腾起一种无比的自豪感，信心百倍地去迎接这一场特殊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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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重新指派的谈判代表为美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

　　双方代表同驻华沙，会谈地点便自然而然从日内瓦转至华沙。大家免去了奔波劳顿之苦，还节省了不少时间。

　　其实，会谈地点原本就可以设在华沙的。因倔老汉杜勒斯固执地坚持双方代表只能在中立国见面而作罢。此次会谈地点的变更，可视为美国的一次小小的让步。此刻，成群成批的炮弹正在台湾海峡猛烈爆炸，美国的一只足尖，已经触到了危机漩涡的边沿，情况紧急，为了避免仓促间失足落水，它需要尽快摸清中国的真实意图，会谈地点，便马虎一点了，迁就了中方的方便。

　　但，在确定会谈的具体场所时，美国仍然锱铢必较，坚守着理念上它自设的虚幻防线，寸土不让。

　　王炳南刚到华沙，比姆便打来电话。礼貌性地问候之后，比姆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急切心情：密斯特王，你旅途辛苦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但我很想知道何时才能同你见面呢？

　　王炳南聪明地接过话题：比姆先生，祝你也有一个安静满意的睡眠，明天或者后天，我愿意在中国大使馆恭候你。

　　比姆立即语塞，他显然对会谈的程式细节和东方的精明智慧缺乏心理准备，以至语言的组织发生障碍，他嗫嚅道：密斯特王，有关事项，请容再议，请容再议。

　　王炳南笑笑、挂机。他知道，自己出了一道“高难几何”题，比姆答不出，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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