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南昌某空军干休所，我见到了当年杜凤瑞的长机、原空14师射击勤务主任姜永丰。一个半小时访谈，高高瘦瘦的姜老留给我长者的坦诚与负责。听说我要写书，他的观点非常鲜明：年轻人，你要写书就得学习司马迁，敢于“秉笔直书”。司马迁的《史记》如果满篇假事假话，屁价值也没得，你说是吧？

　　1958年“双十”空战，严格讲，我们打得不太好，或者说，我们原本可以打得更好。

　　首先，我们的战前准备显得仓促。我们是两种气象均能出航的大队，打硬仗应该安排能飞复杂气象的尖子飞行员上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那天早饭过后，天气转好，领导可能考虑锻炼新飞行员吧，换了几个只能飞普通气象的担负战斗值班，杜凤瑞也是其中一个。因此，我们这8架是临时凑成的，没有经过很好的合同演练。人员刚换，战斗警报就来了，我们马上进入一等，起飞迎战。

　　其次，我们的对空指挥也有问题。我们由东向西起飞，先向着内陆方面爬高，然后转向西南，沿着海岸寻找敌人。早晨7点多钟，太阳光在东方非常耀眼，敌机背阳，我机向阳，搜索位置对我不利。此时，杜凤瑞开加力动作慢了，稍稍掉队，距我有二千米的样子。桓树林第一个发现敌机，在我们左边，从海上压着坡度向我机迂回过来。地面指挥所命令我们右转，估计是严守不出海作战的规定。李振川便带队右转，我一看不好，把屁股扔给敌人了，急忙报告带队长机：“敌机咬尾，不要右转！向左转！”我哗的一下向左转过去了，而李振川已经右转，我们的队形乱了，处于分散状态。那天我们8架，敌人6架，如果我们都向左转，在占位上有利多了。

　　打空战就是这样，谁咬到了对方的屁股谁占便宜，不像跑百米，谁在前边谁是冠军。一个口令有误，原来我们有利，反而不利，否则，战果可能会好一些。

　　我追击敌人的两架，在一千多米的距离上开炮数次。而敌人另外4架，切半径咬上我了。这时，落在后边的杜凤瑞又因祸得福，正好切上咬我的敌人。我听到杜凤瑞喊我：“3号，敌人向你开炮了，赶快脱离！”我感觉到飞机一抖，翅膀上被敌机枪子弹扫了好几个洞。杜凤瑞为了掩护我，也猛烈向敌人开炮。敌人躲避，把我丢了，我乘机拉起来摆脱，再转下来，就谁也看不到了。

　　返回机场，才知道杜凤瑞已经牺牲。我们也打掉他一架，而且逮到个活的。师长问我，“老姜，你开了炮，是不是你打下来的？”我说，“我开炮的距离太远，不可能是我打的，我心里有数。”几十年我都是这么一个讲法，人可不能贪天之功呀，这个功劳得记在杜凤瑞的账上，张乃军百分之百是他打下来的。

　　台湾说张乃军勇撞我机，不值得一驳，因为张乃军好好一个大活人在我们手上嘛。两机无意中相撞的可能性也是零，两架高速运动的战斗机相撞必然炸成粉末，根本没可能双双跳出来。国民党一会讲打掉我们5架，一会讲6架，瞎扯淡。我说我们没打好，是说我们完全有可能取得更多的战果，不等于说国民党打得多么好。那一仗，他就是打掉我们一个杜风瑞，让我负了点轻伤，并没有赚到什么大便宜。

　　我和杜凤瑞是长僚机，但接触时间很短，还谈不上深入了解。部队到前线轮战，编配战斗序列，要求一个能飞复杂气象的带一个只能飞简单气象的，这样，把我俩临时结成了对于。又要求长、僚机要互相熟悉住在一起，这才相处了几天。总的印象，这个同志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不好张张罗罗的，人很直很正。他文化程度不高，学理论挺吃力，一些复杂的公式弄不大懂，飞行技术比较一般，但刻苦勤奋，基本的东西可以掌握。学习有长进，他也高兴得眉飞色舞，回到宿舍能开口唱几段河南梆子。他牺牲了，我很难过，记得那时他刚结婚没几天。这么年轻一个同志。第一次升空作战能处理成这个样子，把敌人给打掉了，当英雄绝对是够格的。这也证明，飞行技术固然重要，但思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