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小姐正在为他轻微的跳伞碰擦伤消毒包扎。
张乃军神情沮丧呆滞,目光灰黯惶惑,如同一头落入陷阱的困兽,不知前途未来,等待命运裁处。长期先入为主的教育宣传和偏狭灌输,使他排拒一切的心理表现得相当固执。虽无“杀身成仁”的勇气,却抱定了“尽忠保节”的决心,面对必然的询问,他以不了解,不回答,不合作的“三不政策”为盾,坚守着防线。
令张乃军感到意外的是,数天过去,他没有遭到呵斥辱骂,也不曾经受非人折磨。“匪军”派人给他认真疗伤,送来了棉衣被褥日用品,提供的饭菜也比台湾的伙食可口。他不得不承认,此刻,作为俘虏,他没有了自由,但作为人,仍有尊严。令他不感意外的是,共军果然来给他上政治课了。他意识中的“免疫抗体”本能地对那套共产党的大道理产生排斥反应。而他亦不得不承认,共军的长官个个水准颇高,均非等闲之辈,如果来一个换位思考,共军的道理站在共军的立场似也有其逻辑不无道理。不管怎么说,“共匪”其实也是一些普通正常的中国人,并没有原来想象中的凶恶残暴,他们给予了俘虏应有的人道对待,此是事实。这是否也证明了共军手腕的高明?因为如果他们采用虐待而非怀柔的政策对待俘虏,心中反抗的堤防本应更为坚固的。不知从何时始,张乃军对自己的将来树立起一种朦朦胧胧的信心,拥有了一份可以把握的安全感。不过,夜静人寂之时,他仍常常于惊悸中猛醒,泪水将枕巾洇湿,和衣而坐,想起了台湾那个温馨的家,他知道,此刻父母正以十倍的牵挂和担心在思念着自己。
一天,他终于鼓起勇气询问台湾对自己失事的反应。解放军一位科长把“中央社”关于他已“成仁取义”的文稿拿给他看。阅读毕自己的“英雄壮举”,他如同被一闷棍打懵,呆呆地愣了半晌。“中央社”的超级玩笑开得委实太大,他混乱的感觉是一种被出售被利用被戏弄的综合体,脑海里,从小获得的有关这个世界的真实图象似乎也在一点点歪斜、变形。他努力克制住哭笑不得悲怜莫名的情绪,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我想同家人、父母讲几句话,报个平安,免得他们过于哀伤。”
第二天,他的声音变成广播电波传到海峡彼岸。
爸爸、妈妈:
我是乃军。
听说十月十一日台湾报纸登出我与解放军飞机相撞牺牲的消息,想你们看到了一定很悲伤,也许真的以为我不在人间了。事实上,我被击中后跳伞,现在仍好好地活在世上,只是离开你们的身边较远一点而已。
十月十日早上,我的收报机失灵了,便采取了跟队飞行的办法。当编队转弯时,我的飞机突然猛烈震动,着火冒烟,后来才明白是解放军的飞机击中了我。于是我决定跳伞。被俘后开始也很担心,害怕会受到虐待与出现生命的危险。事实上并不如此,解放军待我很好。跳伞时,颈于、手臂、脚受了一点轻伤,解放军医生马上给我治疗,现在已经好了。同时又发给我衣服和日用品,在吃住方面,待我也很好,请不要为我的安全与生活担心。
乃蓉、乃蜀还小,要多加管教,让他们好好地读书,将来好为国家和社会做些事情。
这边气候已经较凉,早晚可以穿棉衣了,希望你们也要注意衣服的增减与自己的身体健康。
时间关系,今天就说这些。请千万放宽心,再不要为我太悲伤。以后我还要常对你们讲话的。希望你们能够听得到。
张乃军的话匣子一旦打开便收不住,尤其是被迁送到北京空军招待所监护居住之后。他一个人呆在房间太寂寞,提出希望能到外面多走走多看看,愿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对他来说,北京是一部古老而奇特、深刻而朴素的图书,随便翻开一页,都能够引起兴趣触发感想。他透过电波与父母、亲朋聊天的话题自然多了起来。
参观了京棉二厂,他说:
这个厂又纺纱又织布,共有十三万纱锭,规模很宏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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