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撞击;60发,耳膜便被震破,开始淌血;百发以上,两耳血流如注,每发一炮,耳孔深处似有毒虫大口噬咬,被楔进了竹钉般钻心疼痛。最多一次,她们一口气打了125发急促射,许含笑当场晕死在炮位上。长期开炮,使她们的听力无可挽回地急剧下降,耳朵里终日嗡嗡轰鸣,似有飞机在近旁不停起降,时至今日,仍每时每刻发出喊喊嚷嚷的杂音,你不大声说话就听不清你在讲什么。这种非常典型的“炮战后遗症”,许多参战老人都有,她们也不可能例外。而令她们引以为自豪的是,没有人擅离战斗,也没有人找借口逃避下一次战斗,所有的姐妹都坚持下来了,经受了严酷的考验。许丽柑大姐说:首长问我们,“小姑娘,你们怕不怕?”我们说“不怕!”这个“不怕”包含两层意思,一不怕敌人炮弹乱打,二不怕我们发炮时的震响。那时的人好革命哟,死都不当一回事,谁还管会不会变成半个聋子。
我十分自然也有些不知深浅地冒问了一句:给你们评残了吗?
没有想到,问题戳到了她们心灵的疮疤,引得她们倒出了一肚子委屈。
1958-1979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当特殊的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年代。二十年间,她们枕戈待旦,一声令下,随时上阵操炮,完全等同于一名普通士兵。然而,士兵尚有微薄的津贴费和退伍费,她们却没有,她们从未从国家那里领取过一分钱。事情自然而且明白,既然她们打炮的原始动机与“钱”字无关,国家也就免除了以货币支付方式来衡量她们的贡献。她们用无私的付出向世人表明,没有钱作动力而社会照样发展前行的共产主义理想确非天方夜谭。直到有一天,钱像一位无孔不入法力无边的魔幻大师重新回到人间,她们才发现,没有钱就盖不了新房买不来花布娶不了儿媳嫁不出闺女,捉襟见肘,寸步难行。甚至连走进救死扶伤的医院,想讨要一点药治疗炮战遗留下来的耳聋头晕症,听到的也是一句并无缺失的话,“请交钱”。是啊,钱真是一个有用的东西,即便不求大富大贵,仅仅为了防老治病,手心里也应该攥着俩钱吧!可是,钱在哪里?能挣钱的光景精力体力全耗费在打炮上面了,好不容易捱到不打炮了政策允许抡开膀子挣钱了但已挣不动钱啦。将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贡献与国防事业,在硝烟不绝的炮位上义务坚守二十载而分文未取者,全世界大概仅此大嶝岛一例。
大姐大嫂们絮叨叨地向我倾诉。我默默地听,一点也不厌烦她们。我很理解,一个人在他即将迈入老年门槛的时候,如果还在为迟暮时的生计发愁,他肯定会对自己活了这一辈子的价值发生怀疑,即便那一生中曾经有过不同凡响的业绩。另外,如果因为英雄曾经有过舍生忘死的壮举,便要求他永远去做没有私欲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这要求肯定是荒谬的。我们必须正视,在金钱虽非万能却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权威的今天,当贡献与酬劳之差呈绝对大无限大时,英雄的心态也难免失衡。何况,她们一直说,我们算哪家哪门的英雄哟,打一通炮,到头来还不是头顶日头脚踩烂泥的种禾女嘛。
听说我从北京来,又是专程前往大嶝采访当年的女炮班,她们露出受宠若惊的神情,目光中闪烁着激动与期冀。我知道,这几个女人早已习惯了被舆论传媒束之高阁的冷清,我的突然造访唤起了她们对峥嵘往昔的光荣感,但绝不会刺激她们有再度被新闻传媒炒成焦点人物的欲望,她们只希望我这个从京城来的人积极反映她们的实际问题,帮助解决“老有所养”和“病有所医”。
我连连应允,为的不让她们心中的期盼过快干涸。其实我完全不晓得自己平头百姓的身份在京城里到底会有多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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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里的事情原来也并不像想象中那样难办。我把申述材料分别寄出,很快,国防部的一个部门答复,根据有关规定,他们可以为女炮班成员每人补助医药费2000元。并补充说明,此项决定不影响女炮兵继续向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申述,直至问题获得彻底满意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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