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事磨破了手,还马上把自己的手套脱下来命令那个战士戴上。士兵们回忆,有一次晚点名,他为个战士违纪而大发脾气,说着说着走了嘴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恨铁不成钢吗?我要不是把你们这一百来号人都看成我儿子,我他妈才不管呢!”
平时,没有人敢去触犯王邦德的“权威”,但并不等于对他就没有意见。连队发扬民主,有人尖锐提出:“指导员有军阀主义。”他虚心地在小本上记着,散了会,他把提意见的人拉到一边,悄悄说:“你小子以为找个妈妈婆婆来就能带兵吗?自古而今,没点‘军阀’还真治不了军哩!以后别吃饱饭撑的瞎提意见。”
王邦德突然间去了,报纸上的文章称他为“共产主义战士”。在工兵五连,没有人去细细推敲这样一个称号对于他是否贴切,工兵五连对他的评价是一片无言的痛哭之声。喜欢他得过他帮助的人哭,挨过他的批评、对他有意见说他有“军阀主义”的人也哭。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哭,待到给他开追悼会、下葬的时候又哭。工兵哭,炮兵也跟着哭。
一个基层指挥员,身后能得到那么多士兵的眼泪,那他一定得到了最崇高的奖赏。
蒙古族的传统认为,战场上,士兵的血是从胆里流出的。士兵的泪是从心上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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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查阅了自8月23日至9月20日炮战最为激烈的一个月内,福建前线指挥部发往北京的战况统计,我军总共阵亡49名,失踪8名,轻重伤202名。
对于一场大战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况且只是对岸损失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伤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的。只要首先想到保存自己,安业民、王邦德今天大概正在安度晚年。
时光过去了三十余年,当和平的曙色映照着宁静的海峡,昔日的刀光火影早已悄然褪去之时,有人或许会问,王邦德和那些死者伤者所付出的价值是什么?
一位当年参战的中级指挥员沉思良久,用激昂亢奋的声调吟诵了悬于客厅的他书写的两对条幅。
一幅是:
勇为戎德,忠乃武魂。
另一幅是:
国在山河破,人逝正气存。
5
得承认,那场炮战中活着的英模,炮三师十七团四连二班三炮手胡德安该坐第一把交椅。
1959年,重伤初愈的胡德安到北京参加炮兵第二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极其隆重热烈的欢迎。高级首长们看望、合影、题词。工厂、学校、机关、街道争着抢着请他做报告,一共讲了四十五场,听众达七万人次。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在纪念大会主席台上,他坐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后排。陈毅、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握住他的手说:小胡,你不愧是人民的“钢铁战士”呀!
胡德安也没想到,自己为保一门炮出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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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战前夕,二班的战士们一边擦炮一边拉呱。一位新战士忽发奇想,提了一个怪怪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可咋办哪?
一个说:咱就当步兵呗,端步枪、冲锋枪照样能把敌人打垮。
另一个说:没了大炮,任务也照样得完成。咱们一人背一发炮弹游过大海去,和目标同归于尽。
装填手胡德安说:别瞎扯了,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就成了一堆肉,每天吃喝白长膘。记着,炮兵有啥别有孬,炮兵没啥别没炮。大炮可是咱炮兵的性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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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打响,四连二班的炮打得很顺很畅。
胡德安像一个大力机械人,快节奏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抱弹,转身,猛力一推,将炮弹上膛,装填药筒……伴一声巨响,炮口喷出二尺长的光焰,大炮整体剧烈地蹦离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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