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得大担北山把白旗都升起来了，升了没多大一会儿又收了回去。据传，蒋介石都知道我们了，他说：“厦门那里共军有一个小岛，非常顽固。”

　　庆功大会上，军首长说：让我们为青屿英雄连队鼓掌。一片掌声，响了足足好几分钟啊。我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回来向全连一传达，战士们都哭了，说：组织上对我们这样关心，死在这个岛上也心甘。

　　我的那些兵，那帮战友，好哇，太好了！

　　一个叫刘发汉的战士上午九点多钟负伤，一块弹片从左眼角楔进去，后脑钻出来。卫生员只能简单给他包扎一下。他疼得在那里叫，腿一个劲儿地蹬。我安慰他：不要蹬，蹬了对治疗没好处，等晚上船来了，就送你回后方治疗。他很听话，强忍着不叫，一动不动躺着。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呕吐，吐出来的全是青菜叶子，到下午两点，他头一歪，不声不响牺牲了。战士临死连顿好饭都没吃上，现在想起来我心里都堵得非常难受呀。

　　还有二炮长包书科，山东肥城人，左脸有个巴掌大的黑疙，初中毕业，那个时候文化就算可以了。战前他正在师医院住院治慢性阑尾炎，听说要打仗，坐着船就偷跑回来了。他写了一首诗表决心，我现在还能背下来：

　　“天寒水结冰，松柏永常青。艰苦环境里，战士是英雄。”他打仗确实很勇敢的。敲敌人的高射炮，二炮连打了80发，都打在工事外围。我在指挥所下令：停！他气喘吁吁跑来问：为什么让我停？我说：你他妈光会浪费炮弹！他摸摸脑袋说：我再研究研究。结果加大表尺又打了40发，有6发落进敌人工事，把目标摧毁了。1959年组织确定他复员，他坚决不走，写决心书，再艰苦也要留队。考虑连队也需要一些打过仗的老同志，没让他走。1961年，一个新战士下海抓海螺，被浪卷走。包书科跳下去救，浪太大了，先一抽，又一个反冲，把他狠狠摔在礁石上，摔晕过去，淹死了。

　　我当时在南京炮校学习，听到他的死讯，难过得几顿没吃饭。

　　我现在年纪大了，每天早晨到公园散步，过去的事就在眼前一幕一幕过电影，脑子里老是浮现战友们的身影。我每年都要回青屿去看看，我在那里干了十年，那是一个忘不了的记忆。老了，想想过去，精神上好像有些安慰。

　　我退休后生活还可以，一个月拿个五、六百块，比在部队时少个一、二百块，说得过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住三房一厅，四十几个平方，也可以了。有时也有怨气，但一想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干革命得了什么嘛？就啥气也没有了。1947年一次战斗，我两条腿挨了机枪，左腿伤到筋，右腿伤到青头。卫生员给我紧急包扎、止血。国民党反击，距我还有三、四百米。指导员命令机枪班长把我背下去。班长说：我的班打得只剩两人啦。指导员说：剩一个人也得把他背下去。班长就背起我跑，一边跑一边说：只要我活着，就一定把你背回去。我的同乡贾乐开也替换班长背了我一段。后来，打兖州时，卫生员死了，指导员和贾乐开打淮海时死了，机枪班长打厦门时死了。救我的四个人，都先后牺牲，只有我活了这么多年。

　　战争残酷呀！想想烈士们，我挺知足了。

　　梁文科老人转业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退休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渔港指挥部副指挥。

　　现在，你若到警备区或渔港指挥部去打听，知道梁文科这个名字的人已不是很多。但你如果到青屿去打听，所有的干部战士都会很自豪地告诉你：他是我们的老连长呀。每年，梁文科到青屿去讲传统已是新兵下连后的必修课。过了时间不到，连队还会派人去接、去请。三十几度春秋过去，他梁文科依然是青屿战斗集体重要的一员，他的名字已经和青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问题是，现在中国，福建，乃至厦门，又还有多少人知道青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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