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炮战前夕，我刚好怀孕。在前线最需要我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和爱人商量，先把大孩子送到上海他爷爷奶奶家去了，然后去做了人流。这是我怀的第二个孩子，当时心里真是矛盾死了，从我愿望，是想要的，但战斗又不允许我要，我是含着眼泪到医院去的，手术过后不到十天我就返回工作岗位了。回想起来，大儿子长得比我都高了，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很少很少，对这个家，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和妻子。战争年代，抛家舍业的女性有的是，但在和平时期，像这样每天听着枪炮声有家回不去的女人恐怕是风毛麟角吧？

　　回到前线，炮战正是最激烈的时刻，广播站四周，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弹坑了，地堡前的一条小木板桥，也已经被炸断了三次。我们真是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播出。有一次，一发炮弹就在地堡顶上爆炸，水泥抹的墙壁被震掉一大块，人被震得晕头转向，拿起稿子念，怎么没有声音？大声喊叫，还是听不见声音。耳朵已经聋了。还有一次，弹片从通气孔钻进来，把电线打断，唱片也打碎了好几块，没伤到人员是万幸，但想起来相当后怕。

　　前线部队十几万人，我的经历很普通，干的都是份内工作，同那些英模人物没法比。但我还是很高兴的。当学生时，我见到一只死青蛙死老鼠都怕怕的，心跳加速，而现在，在炮火面前我没有找怀孕呀这一类很合理的借口退缩，而是迎着冲上去了，自己同自己比，我认为我经受了考验，是一次超越。

　　前线女同志很少，于是我也出了点小名，上了报纸，随英模报告团进北京。国民党也知道我了，他们的广播和打过来伪传单上经常点我的名，说欢迎陈菲菲小姐起义反正，保证重奖重用。国民党的情报也挺灵通的，连我一月工资多少都清楚。我们还有一个播音员叫王桂兰，敌人连她住在菊山街几楼几号都知道。对岸国民党的女播音员叫汤丽珠，是厦门籍人，我们也得表示我们的情报工作也是挺灵通的，就到厦门她家里采访，写成稿件，在广播中向她报平安。从望远镜里，有时可以看到汤丽珠从房子里走出来散步，穿着超短裙，看不清面孔，但感觉里她身材很好很漂亮。

　　汤丽珠真可以说是我的老对手老朋友了。多少年里，我们对话不见面，她骂共产党，我指责国民党，她讲台湾怎么怎么好，我讲大陆怎么怎么好，我俩天天交谈打嘴巴官司，公说公婆说婆的。但逢年过节都不忘互致一声问候，好像达成了什么约定默契，从不搞针对个人的庸俗的人身谩骂攻击。现在年纪大了，常常想起来，也不知她现在在哪里，生活怎么样了。我挺希望她能回厦门探亲，走一走。如果我们有机会见面就更好。我想，我们可以不谈过去，不谈战争，不谈政治，作为女人，我们就聊聊女人感兴趣的话题，谈谈时装、养花、烧菜、气功、化妆品、外孙子孙女什么的，我们一定会谈的很开心的，因为，记忆里，直觉里，如果撇开政治立场，她本是一个挺直率挺不错的厦门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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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顶岩侧翼的对高山山头上，专对小金门讲话的喇叭堡默不作声地耸立着。这是一座除却厦门世界其他地方均看不到的奇特建筑。堡高12米、宽8米、厚6米，正面，横5排竖6排共30个喇叭孔。每一孔内，隐蔽置放一只直径1.5米、体长2米、功率500瓦的气动远声传递喇叭，此物一个相当于20只常见的挂于学校操场农村电线杆上的25瓦电动喇叭，故全堡30只气动喇叭一旦开播，等于有600个普通喇叭同时发音工作，气势宏伟磅礴，声传十余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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