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早用的喇叭叫“九头鸟”，是美国海军在港口使用的一种扬声器，解放战争中缴获了不少，全国全军的“九头鸟”都集中到厦门前线来了。这玩艺共九个扩音器组装在一起，每个250瓦，耐用得很，整个机器泡到海水里也坏不了。我们就用背包绳背上“九头鸟”，在这里广播几分钟，再换一个地方广播几分种，打“广播游击战”，和他玩捉迷藏。挨炮最多的一个“九头鸟”被弹片打了七十多个洞，我们用水泥补一补继续用，后来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去了。敌人越打我们越高兴，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效果，没白费劲，说明我们广播的力量并不小于炮弹的力量。国民党对我们确实很恼，如果他的士兵听不到我们播音，他就不会安排专炮打我们。

　　周：1958年7月，我们正在安装调试新设备，感觉不太对劲，前线怎么到处都在修炮工事加固翻新公路？表明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战斗要打。于是，我们也加班加点紧张工作，炮战一开始，我们的新设备也搞好了，开通运行。

　　那几十天里，大概是我一生最紧张的时刻。双方打炮，我们反而睡觉，抓紧时间休息，因为这时播音没效果。炮一停，我们马上开始广播。报道战报，告诉敌人我摧毁了你哪些目标工事。宣传政策，告诉敌人我们的原则立场和你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一天，敌人一个上午集中炮火打角屿和何厝广播站，电线打断了，喇叭音膜也震破了。好在我们备用器材准备充分，什么时候打坏什么时候抢修，最久的一次大概只中断了半天便恢复播音了。我们的大炮和广播轮番向敌人进攻。及时有力的对敌广播，也使得那场炮战更加有声有色。

　　张：炮战中，我在角屿广播组。角屿本来就须经过小嶝、大嶝才能沟通与厦门后方的联络，很闭塞，战斗打响，在敌炮威胁下联络更困难了。电话又基本上要不通。我们最着急的是没有上级的精神和稿子，播什么？炮打完了不讲话怎么行！于是，“八·二三”炮击结束，我们就根据自己的理解草拟了一份“告蒋军官兵书”，自做主张播出去了，真可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向国民党士兵宣布：我们一定要解放金门和台湾，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应尽快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降。后来才知道，我们的提法与上级意图并不完全相符。上级对我们提出了批评，说我们政策观念不强，无组织无纪律。为这事我还做了检讨。

　　检讨归检讨，心里不是很服。打仗就是要消灭敌人收复失地嘛，否则打炮干什么？叫他趁早缴械投降又有什么错？话反正已经说出去了，收不回来了。讲了我认为该这么讲的话，检讨心里也痛快。

　　后来才晓得，主席打炮的意图并不是要解放金门，而是要加深美蒋矛盾，甚至是为了有利于蒋介石“固守”，才明白我们的文章恐怕是闯了祸添了乱了，才后悔那么大的政策问题怎么不请示自己乱主张。

　　近几年看到台湾一些文章说：中共当年炮击的目的就是要打下金门，他们在一开始的广播里都这么宣布这么说了，后来，因为国军的顽强抵抗共军计划无法得逞才不得不改口自找台阶下，云云。我想八成是我们的文章给国民党捞到稻草了。

　　为了扩大宣传效果，我们还挑选了一部分广播稿油印成传单，交给部队的侦察员。夜间，侦察员悄悄划小船靠近金门，把一卷卷宣传品挂在敌人防我登陆的铁网木桩上。侦察员安全回来，我们便立即向对岸广播，我们有东西放在金门哪里哪里了，请国军弟兄们去取。望远镜里，头一天，一包包传单没人动，又过了一天，东西不见了。是否有人偷拿偷看，当时无法考证。也是直到最近，台湾一篇回忆录提到这件事，说共军的心战搞得很厉害，经常派水鬼把宣传品送到金门，然后他们广播再告诉放置地点，心理上让人感到共军真是无孔不入无所不能，何况确实发生多起宣传品在地下传看的事故，防不胜防。时隔三十几年，我得知当年干的并非无效劳动，仍感很欣慰。

　　吴：1958年我也在角屿，记忆里天上掉下两种东西最厉害。一是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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