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它为“兵种”，又是恰如其分的。参战老人们说：1958年，厦门前线整天到晚就是两种声音，一种是炮声，敌我对打；一种是广播大喇叭声，敌我对骂。炮声一停，广播就喊开了，和北方农村唱对台大戏似的，可热闹了。“广播战”与“炮战”相得益彰，对敌广播实实在在已融为炮战的一部分，成为炮战的一支“方面军”。

　　炮战中，双方的广播站均是对方炮兵的首选目标，必欲一炮毁之而后快。无论金门、厦门，“把敌人的大喇叭打哑了”均是作为一项重要战果往上报告的。同样，“我们的大喇叭于×小时之内便修复开播”也是作为一项重要成就往上报告的。总的看，厦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中断的时候，但基本没停；金门方面的广播虽然也有出声的时候，但基本是中断的。

　　有线广播在敌人营垒中到底产生了多大功效，无从知晓。但在己方阵地己方炮兵中产生的功效则是巨大的。“我们的大喇叭慷慨激昂，敌人的小喇叭蔫瓜歇凉”，“正义的声音翻山跨海，反动的呻吟无精打彩”，炮兵们用这样的话语来表达在精神上气势上压倒了敌人的优越感获胜感。难怪，有线广播站的人在炮兵中间持别受尊敬受欢迎，指战员们亲切地称他们为“第二炮兵”。

　　“我们确实是一支特殊的炮兵部队，”三十几年过去，周炳炎老人对我说：“喇叭是我们的炮筒，宣传稿是我们的炮弹。炮兵有形的炮弹在敌人的阵地上开花，我们无形的炮弹在敌人心里边开花。你说，我们算不算特种炮兵？”

　　在厦门，我用电话把当年“有线广播”的一拨老人邀集在一起座谈，我发现，他们很愿意把自己当成参战炮兵的一员，为自己“特殊炮兵”的经历而感荣光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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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炳炎老人——1958年任何厝广播组组长。转业前任小嶝广播站副站长。1993年我采访他时，他看上去还是一个健康健谈的长者，而1995年我着手写这一章时，他已经与世长辞。我的采访本上，记着他最后说的几句话：一生中我能参加对金门的战斗，从不后悔，我对得起江东父老，因为我干工作的动力始终是：热爱我们的国家，热爱我们的国土。

　　张若丹老人——他的履历表很简单，1954年即任广播站编辑组长，1983年退休时仍是广播站编辑组长。这位当年的“揭蒋评论文章专家”对自己三十年一贯制的职务并不在意，唯一在意的事是，年轻时曾发誓要“与金门共存亡”，现在，他金门还是那个金门，自己已退休，事业已经“亡”了。他说，做了一辈子对台工作，如果有生之年还看不到台湾与祖国统一，那才是天大的遗憾哩。

　　吴世泽老人——1958年的角屿广播组闽南话播音员。极左思潮的动乱年代很不情愿地转业到了地方。但坏事变好事，现在做大哥大、BP机生意，活得蛮潇洒。境遇大变而习惯不改，每天无论电视、广播、报纸上的台湾新闻一定要看、要听，关心台湾问题的兴趣超过关心生意的兴趣。年轻时曾去过台湾，非常希望还能故地重游。

　　陈菲菲老人——参军后，先当了几年文工团团员。1955年从事对金门有线广播播音工作直至退休。这是一位“我这一辈子和金门国民党军弟兄们讲的话可能比和自己丈夫孩子讲的话还要多”的女性。“陈菲菲小姐”的名字在金门知名度极高，一个从台湾回来定居的老兵说：在金门几年，陈菲菲小姐的谈话给了俺很多安慰，不管怎么说，这是从大陆传来的女人的声音啊，她使俺想起留在家乡的娘和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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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五十年代初期，我军开始对金门搞有线广播喊话。当时工作、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人就是住在地堡里，根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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