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炮二十四发。

　　上百门大炮上百个二十四发。

　　料罗湾海面激起了一座座水的山峰，沙滩上烧成了一片烟火的海。

　　第二十五发刚刚上膛，弹药室便被敌弹命中，轰然起火。火焰如山洪爆发，带着呼呼的鸣啸奔泻到炮床上。

　　班长带着战友们紧急撤出。胡德安没挪窝，他心疼这门炮。

　　烈火已将炮身包围，炮膛里还有一颗炮弹呢，如不立即发射，就会发生炸膛。火用滚烫的身子燎烤着他，浓烟像无数钢针刺得他睁不开眼，他一阵乱摸，终于摸到了拉火绳，双手和臂膀猛地向后一甩，炮身暴跳，一颗炽热的“危险”飞出了炮膛，飞向了金门。

　　他灿然一笑。

　　拔腿要走，左脚踢到一件硬物。他娘的，猛然间记起来了，炮床上还留着一枚炮弹哪！

　　必须把它打出去。

　　没有丝毫迟疑，他弯腰抱起发烫的弹体哐啷一声便填进了炮膛。又抱起一个药筒准备装填。混帐，那药筒竟在手中燃烧起来。可能只有一秒钟，人的本能和忍受极限逼迫他把药筒马上丢掉。有人测算，那一秒钟之内，他所承受的高温，相当于有一块合金钢在手中燃烧熔化。

　　踉踉跄跄冲出工事，眉毛头发正烧得吱吱啦啦响。狂奔到连发令所旁，两手举起一小罐凉水从头顶浇下来。火仍在身上烧，战友们撕扯下他燃烧的衣服，才将火完全扑灭。再看他，几乎烧成了一块焦炭，皮肤一块块脱落，只有胸前巴掌大地方和双脚尚存肉色，其他地方都是黑糊糊的，流着红黄相间的血水。

　　他栽倒在副连长怀里，昏死之前，说了一句：快救火，保炮！

　　胡德安伤得够重：连续昏死17天，全身烧伤面积达到66％，脸肿得像猪头，双臂、双手的皮肉多处破裂，一根根黑乎乎的血管像烧焦的橡皮管子般裸露着，惨不忍睹。每天换药，都是一次生与死的煎熬，扯筋裂骨般的疼痛搞得他大汗淋漓四肢颤抖，牙根嚼得咯吱咯吱响。医生说，你要是受不了了，就喊就叫就哭吧。他说，大丈夫流血流汗不流泪。唯有在进入昏迷状态时，才会急促地大口大口吸气，从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分散化解巨痛的呻吟，像颠簸在崎岖山路上快要塌下架子的牛车，尖厉悠长。

　　几个月过去，胡德安没有塌下架子，支撑住了。他的烧伤面积比安业民还多6％，居然神奇般地度过险关，存活下来。年轻的护士们在他床头柜上插上鲜花，为他高兴得抹眼泪。他傻乎乎说：我死不了了，你们咋还哭？我死了你们也甭哭。参军前，我奶奶过世我都没哭。

　　可是有一天，从来不哭的胡德安哭得好伤心。

　　连长告诉他，他们班那门炮没能保住，烧成个铁疙瘩了。

　　他呆楞了一会儿，泪珠子便扑扑往下掉：唉，都怨我，没把那个药包扔得远远的，就扔在大炮旁边了。我这个伤受得真不值当。

　　人们没想到，他不哭则已，一哭便关不住闸。大家七说八劝，好半晌才收了场。

　　哭是人类一种表达真诚情感的方式。到了伤感处，铁石汉子也会哭。

　　胡德安当了那个时代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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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哪位作家说过，“死去的英雄是塑料花，老是那么鲜亮。活着的英雄是昙花，只有一瞬的光彩。”

　　1958、1959年，“胡德安”三个字在各大报刊出现的频率可能仅次于“毛主席”、“周总理”。

　　1960年，人们偶尔还能从报纸的边边角角上读到这个名字。

　　再以后，这个曾震撼过多少人心扉的名字便渐渐从报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到了九十年代，若要提起“胡德安”，十万人中大概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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