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讲，空战像没有观众和裁判的球赛，如果双方同时走出场来宣布自己是获胜者，你把黑脸包公拽来，有时也难明断。事情就是如此，1958年8月14日，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三比一，在世人心头烙下老大一个“？”。

　　我非史学家，没有本事将历史的混浊过滤为清澈，我所能做的只是将呈多棱状的历史转着圈拿给世人看，其中的真假虚实是非曲直玄妙高深只能请有志者有兴者去探微品评了。

　　我承认，我对历史的观察有些古怪奇特，视线常常停仁在一些旁人不大关注的表象上面，例如，我发现，1937年的“八·一四”，日本的木更津航空队是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越过海峡，到大陆实施轰炸的，恰被由北而南移防的国民党空军五大队撞个满怀，一顿好打；而1958年的“八·一四”，则轮到国民党空军五大队由台湾桃园起飞，越过海峡，向着本是他们的土地施展威力了。间隔二十年，同一个五大队仅仅是交换了一下攻击方位么？历史永远地记住了高志航而没有记住李中立是否可以说明，960万平方公里的那一大片天空不会无差别地对待两个“八·一四”，因为她的完整与同她相对应的土地一样，具有不容切割的属性，维护则受褒，反之则遭贬。

　　再如，我还发现，五、六十年代两岸空军交锋频频，台湾方面对战死飞行员几乎从不公布与张扬，公众有几人知道刘光灿？死战者进入冥冥世界都得学会忍耐寂寞甘当“无名英雄”。大陆方面不同，牺牲一位立即宣扬，周春富、王自重、杜风瑞，都成了响遍全国的忠烈楷模。你能说反差中不存在相异的微妙的心态反应？古人云：既战，骨枯壑盈，尸积江塞，理炽者彰，气虚者匿。说的便是对伤亡情形的公布与否同战场态势和战争性质间存有某种关联。战争心理学，古人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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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慧而想象力丰富的古人早在公元前约一千年就发明了风筝，用一根丝线把人类欲像鸟儿一样翱翔的美丽梦想飘上天际。公元一千三百年左右，中华民族杰出的祖先们又制作了与螺旋桨形状相似的风车旋翼和玩具竹蜻蜓，楔而不舍地编织着想象中的能够通往白云深处的云梯。而西方古人与东方古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在穿上仿制的鸟翅，从塔顶或悬崖上纵身一跳的时候，眼睛是从上向下俯视的，于是，一位名叫泰齐尔的思考者于1670年用意大利文写出了他的设想：成群的航空器在城市上空飞行，投掷长矛石块攻击敌方吓呆了的军队和市民——人类还没有实现在空中行走的理想呢，便想到实现这一理想后最先应该干点什么。人类升空的理想和理想实现后的理想最终由西方人完成。本世纪初，莱特兄弟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有动力飞行，几年之后，人类便带着杀人的明确目的升空了。空军，简直是一个千年怀胎、一朝分娩、落地成人、而且是巨人的武士，它的加入，使得自第一位社会意义上的人出现了便不曾止熄过的战火愈加高旺腾焰愈加眩目好看，亦使“制空权”这个本世纪才被创造出来的新名词，对战争游戏的过程与终局，具有了愈来愈大的分量。

　　蒋委员长追赶着世界新潮流、给黄埔子弟插上钢铁翅膀时，他脑海中若隐若现的物象决非老祖宗的风筝与竹蜻蜓，而是泰齐尔的幽灵。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他最感满意的是，那个从湖南山沟沟里走出的教书先生充其量只能用几杆土枪土炮同自己争夺“制地权”，是没有资格问鼎“制空权”的，偌大一个中国天空，被牢牢置于自己的股掌之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心倩？“委员长”的空军紧紧跟在毛泽东的头顶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从江西的井冈山一直炸到了陕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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