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个渡口搞得乱哄哄的，他人跑到哪里去了？赶快给我去找，再不来老子毙了他！又指着工兵团长的鼻子骂：几小时内你要不把桥给我修好，我就毙了你！别人都远远躲着詹军长，我不管，跑过去敬个礼：报告军长，按作战计划，应该我们团先过，现在没办法，车子都挤住了。詹军长又骂：混蛋，通通给我让路，谁不让枪毙他！还别说，詹军长的几个“枪毙”真管用，渡口的秩序马上好多了，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立即给我让出一条道来。要不然，谁让谁呀，麻烦大了。

　　我的团插到江边，还是过不去呀。听有人讲，下游几里远的地方，有座浮桥，过人没问题，过车炮不知行不行。我就拉上参谋长去看浮桥。那桥晃晃悠悠的，上面铺木头，乍瞅确实有危险性，粗量一下，汽车上去，两头轮子外侧也就各剩半尺来宽吧。看来看去没把握。车管股长说：我豁出去过一趟看！这个车管股长是国民党的解放兵，一级驾驶员，技术特棒，他居然把一辆车一门炮弄过去了，我们都捏了一把汗。再看，桥虽晃，但挺牢固。于是，下决心把部队拉过来，集中七、八个老驾驶员，由车管股长指挥，过完一辆再过一辆，终于，折腾到下午，我的团全部过了江。我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从嗓子眼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过了江，距厦门还有百十公里，前方再无障碍，司机们一路鸣笛一路狂奔，黄昏到达厦门。连夜看地形，挖工事，搞伪装，24日下半夜，大炮全部进入阵地，装定好诸元，就等着千里之外，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那一声开打令了。

　　刘华老人说：1958年，在我的记忆中就是一个“大”字，什么都是“大”，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炮发言、大雨倾盆……1958年那个雨大得真是没法形容，再以后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而且不是下一阵子，彻夜下连天下，把所有人都下得头大火大脾气大。

　　刘华，一位文质彬彬、学者风度十足的1939年入伍的老八路。先干政工，后学炮。改行是因为一次战斗，一群大老粗围着一门刚刚缴获的簇新的日本山炮干瞪眼冒傻气，谁都知道家伙好，谁都不知道咋样搞，唯有刘华喝过几天洋墨水，花几天功夫边琢磨边鼓捣，让一堆废铁变成了宝，从此，便和炮结下了不解之缘，操炮操了一辈子。1958年，任二十八军炮兵副军长，离休前，任福州军区炮兵参谋长。在福州炮兵干休所寓所内，他慢条斯理、文诌诌地回忆、叙说，你绝对看不出他曾是一位统制过数千门大炮的司令官。我想，和虎将詹大南做搭档，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大概也算一种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安排吧。

　　1958年主席决定炮击金门，事先没有一点迹象，我们也没有任何准备。

　　7月21日军里正开着常委会研究日常工作呢，突然接到叶飞一个电话，传达中央意图，下达作战命令，搞得我们措手不及。会议立即改题，别的问题都搁下，就谈作战。军长詹大南，我一个，参谋长张维滋，政治部主任丁士采，组成前指，以后叫莲河炮群，我任副总指挥。炮群以我们军一个军炮团三个师炮团为主，配属其他地方调来的炮兵部队，对付大金门，火力很强大。

　　刚刚行动，就赶上特大暴雨，泉州桥被冲垮，向厦门开进的部队都挤在泉州了，到处都在猛按喇叭，到处都是泥和水、车和炮，泉州乱成了一锅粥。我跟着詹军长去视察渡口。詹军长大发脾气，见人就骂，除了对我客气一点，连对参谋长张维滋也是大喊大叫没个好脸色。詹这个人脾气急躁，对部队要求严格，很多人见他就像耗子遇见猫一样乖，真怕他。其实他这人是个很好的同志，骨子里待人很宽厚。

　　渡口处，军区工兵团正在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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