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征台捷报传至北京，康熙龙颜大悦，赋诗一首：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初非黩武功。

　　　　　　　　　　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终于剔去一块心病，在自己手上实现了中国的“九壤同”，宁不悦乎！

　　自古得天下易，守天下难。如何保住“一统”局面，让来之不易的“九壤同”万万年，康熙又一次表现出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御赐郑成功和郑经父子灵柩从台湾迁回福建南安复船山的郑氏祖茔内。迁葬仪式极尽隆重，康熙特敕命遣官一路护送，并赐挽联：

　　　　　　　　　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

　　　　　　　　　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以皇帝之尊，为像野草一样刈而再生、剿而不灭、顽强抵抗了自己数十年的宿敌题联赞颂，这真是令今人仍禁不住会拍案叫绝的一笔。康熙的理论是：郑氏父子“系明室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故善待之。”此举一箭双雕，既可安抚郑氏旧部，免得东南死灰复燃再滋是非，又向天下昭示：“忠贞不贰”，将得到最高的褒奖，现旧朝旧君已不复存在，所有人都必须学郑成功“忠君”的样，忠于新朝新君！

　　鉴往知来：收台湾而致“九壤同”者，光凭武力不行，还得有康熙的大手腕大肚量。

　　施琅也算得上一条大肚汉。为报父仇，他曾咬牙切齿发誓，定要“踏平台澎、族灭郑氏”。但最终，他还是遵照康熙的旨意，平平安安让郑克塽携带老少几十口家眷，到北京去做“只有领俸吃饭一事”的“汉军公”。而后，又按圣意，将已被鞭尸泄愤的郑成功夫妇厚葬于南安。

　　看来，驯化收容台湾，没有施琅“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气度也难。

　　施琅征台，已为子孙后代留下辉煌一笔。而征台后的那一笔，给历史留下的印迹则更深刻、更伟大。

　　台湾既得，是弃是守，在北京的皇宫里引出一番争执。众多廷臣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无关紧要”、“隔在大洋以外声息皆不相通”，建议“迁其人，弃其地”，将岛上二十万军民悉数迁徙大陆。言至极甚，还有人干脆主张“弃其地与红毛”，“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荷兰有亦听之”。康熙受到影响，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值此弃台论喧嚣，康熙本人动摇之时，施琅呈上了那篇一纸定了台湾终身的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利害疏》。他条分缕析，据理力争，高声疾呼：台湾是江浙闽粤的屏藩，一旦放弃，流民、逃犯、兵痞极有可能涌进台湾成群结党，剽掠海滨，后患无穷。况且，原先占据过台湾的西洋人也一定伺机再度占领，窃窥边场，迫近门庭，东南沿海将从此不得安宁！

　　一篇掷地有声的奏章如同临顶泼下的清凉剂，使康熙彻悟清醒，遂下决心在台湾设府驻军，将这块宝地正式划入版图。尽管施琅的论点仅以安全虑，为防台而请辖台治台，但毕竟，台湾——我的祖国最苦命的孩子——从此被她的大陆母亲紧紧搂抱了二百一十二年。

　　历史，不应忘记施琅的直言诤谏。历史，也不应忘记康熙的从善如流。若无这一对诤臣明君，台湾，早已是西洋人或东洋人的盘中餐、咀上肉了。

　　我还是要说那句话：为什么在哪都见不到施琅的花岗岩塑像！难道他降清应被看作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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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一十二年，台湾从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稚童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她的愈趋兴旺发达的海上贸易，她的旱涝保收大量输出的稻谷，她的新近开发前景看好的煤矿，她的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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