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初，我去了一趟前身是哈军工海军系的哈尔滨工程大学，自从2005年1月该校提出“三海一核”（“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以及核能应用”）的办学指导战略以来，学校现已成为我国舰船科学技术和应用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之一，我国海军先进技术装备研制的单位之一，我国发展海洋高技术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国核动力安全研究的重要基地。在我与学校领导、科研人员、研究生、大学生交流后，参观了学校一些重点实验室后，看到了希望。在全社会似乎都对金融、股票拼命追捧的时候，当年由陈赓大将任院长兼政委时，针对国防建设的战略需求提出学院“尖端集中、常规分散”专业定位精神（可以说是现代版的一种“实业救国”精神），在今天的哈工程还在。回来后我在9月10日上市的2008年第34期《三联生活周刊》的专栏中写了一篇小文：

　　中国还要购买俄罗斯军舰吗？

　　9月3日上午，当我从松花江边的抗洪纪念塔走向百米外的步行街——中央大道时，发现街道两边复古建筑里的商店，几乎全是来自俄罗斯的三大件商品：望远镜、套娃和银器。有意思的是，在那些“三大件”中竟然还夹杂着一些铜制的中国海军最新型军舰的模型。我询问店主这些军舰模型是来自俄罗斯吗？得到的回答说：是！这个回答让我想起了8月8日格、俄冲突爆发后，一些军事迷们在网上发出的“这下可以向俄罗斯购买军舰了”的贴子，以及在上合组织杜尚别会议后一些西方媒体为中俄关系提前发出的“讣告”。

　　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西方全面终止了对华军售，虽然让中国继100年前希望再次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提升海军装备的设想落空，可随后俄罗斯却因陷入经济困境再次向中国敞开了军售大门。但这一次与1953年苏联援助中国以军重工为主的156个项目不一样，用俄罗斯战略与工艺研究中心副主任康斯坦丁?马基延科在今年8月1日发表的《再见了，中国！》一文的描述，这次双方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他坦言“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可能早已虚脱。”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俄罗斯的驱逐舰和潜艇在台海危机后出现在了中国海军的行列时，美国并没有提高“中国海军威胁论”的调门。也许是他们并不太在意正在经济崩溃中的俄罗斯把几件“马上要生锈的军事硬件”卖给中国，也许是他们认为，1994年中国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将人民币贬值夯实了出口导向策略后，仿造、升级军舰的“长、重、大”项目就再也难以实施了。当然，也许是在冷战胜利光环的笼罩下，当时美国并没有把中、俄当成同级别的对手。

　　100多年来，中国人的海军梦想就徘徊在西方和俄国两大海军技术发展模式之上，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可以说两者在中国都有过进进出出的经历。但应该说，两者的技术发展模式却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上世纪90年代先后都装在中国军舰上的燃气轮机，虽然美国通用动力的LM2500和俄罗斯舰用的GT25000（在乌克兰制造）都可以在60秒内完成从起动加速到慢车，都可以在390秒以内完成从起动加速到慢车、再加速到额定功率转速（应急条件下都不超过90秒），但前者采用的却是压缩空气起动，而后者则采用了要求瞬间供电负荷大的电起动；再比如被军事迷们在网上热议不衰美、苏海军于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舰载防空导弹垂直发射技术，美国采用的是在垂直放置在舰载发射系统的贮运发射箱中点火，这就要求发射箱下端与排气道相通，可以使导弹发射时将燃气气流经耐烧蚀的增压室和排气道排出；而俄罗斯的垂直发射技术采用的是外部点火方式，即用外部压力（弹射器或液、气压力装置）先将导弹推出发射箱在空中点火……。总之，两者在技术上的类似迥异比比皆是。

　　那么面对两种模式中国应该怎么选择呢？理想的目标自然应该是：博取两家之长根据自己的作战需求和产业基础造出自己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军舰。但上世纪80年代的“下重上轻”和后来的单一出口导向造成的产业结构趋同，在没有相应配套产业的情况下，实现理想目标根本不可能。而这恰恰是中国在海湾战争后看到装备差距拉大和面对台海危机隐现时，整艘购买俄罗斯军舰的真正背景。不过，后来好在中国的造船业在出口大潮中抓住机遇杀出了一条“血路”，进而成为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领跑者（目前手持订单已达1.5亿载重吨以上），这也为中国海军接近理想目标提供了产业基础。

　　9月3日下午，我在前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的哈尔滨工程大学的重点实验室里与几位项目负责人交流时，虽然我没有直接提出“中国还要购买俄罗斯军舰吗？”这个问题，但是我从他们谈话和年轻的面孔上读出来的答案是：不需要了。走出实验室后，在暮色中我看到了学校为纪念1957年3月27日病逝于中国的苏联首席军事顾问——瓦?依?奥列霍夫空军中将而立的铜像，当时我想，8月8日格、俄冲突的发生后，中俄关系虽然不会像一些西方媒体庆幸的那样衰退，但也不会回到50多年前那个时代了，因为今天的中国毕竟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大国自己如果没有均衡布局的完整产业结构，安全与稳定是买不来的。（原文发表于2008年第34期《三联生活周刊》）

　　由于专栏文章的文字所限，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文章中强调的1994年中国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人民币对美元由5.5比1降低为8.7比1确定了出口导向战略后，自己建造军舰所需的配套产业根本无法支撑了。这是在台海危机显现购买俄罗斯整舰的一个根本原因。在另外一篇博客（中国军费的增长还是很低甚至不够）中，我大概梳理的1994年前的情况：

　　从1978年到1989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37.2%下降到了19.1%。如果把1978年所没有的内债扣除掉，已经到了16%。也就是说，国家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后，从中不可能提出更多的费用给军队。当然，军队过于庞大，裁军是必然的，这才有1985年的百万大裁军。裁军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国防基础的转型过于粗放，所以才有现在所说的“国防基础薄弱”需要“补偿性增长”（1995年后的军费增长）的问题。

　　财政收入下降后，实际上是一种粗放型的让利于民。在国民收入第一次分配中，居民个人所占比例从1978年的49.6%提高到1988年的70.4%，经再分配后居民可支配的货币收入占到了国民收入的72.4%。其结果就是居民储蓄余额从1978年的210亿元快速增长，到了1989年已经接近10000亿元。收入向个人倾斜，必然增加消费需求（注意，这时并没有很好的确立预防腐败的机制，甚至有“腐败是改革必须承受的代价”的奇谈怪论）。从1979年到1982年居民大部分所得用于“补生活欠账”的消费，这就需要相应的调整生产结构。也就是降低基础设施和军事装备升级的支出，简单地说，就是实行下军重工上农、轻的产业政策。在这期间，核工业、航空、兵器、航天4个军工部门的民品产值占总产值从1979年的8.2%上升到了20%。以电视机为例，1977年我国黑白电视机年产20万台，以电子管为主，到了1982年已经可以年产600万台全晶体管电视机，在这其中，如果没有前30年品种齐全、配套完整基础元器件以及技术资金密集的军用雷达通讯生产能力做基础，是不可能的。这也可以说是国防军工对国家转型的贡献。但是这种高技术低利用满足消费的方式，在没有技术储备、升级资金的情况下能不能持续呢？

　　到了1983～1989年，由于财政向居民消费倾斜的结果，第二次消费升级的到来（冰箱、彩电、洗衣机等等），使得少数掌握1960年代国际普及的机电结合技术的军工、工业设备生产部门转产出现了瓶颈，也就是说从军工、工业设备转产为消费产品是需要成本的（投资和时间）。但是当时在国家财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除了减税让利、刺激消费发奖金以外，仅有的资金也都给了轻工生产“老三件”了（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认为货币回收快，而实际上没有计划的规模盲目扩张也造成很多的坏账）。比如“六五”末，4个军工部门的固定资产占全国机械工业固定资产总值的24.5%，而总产值在1984年却只占全国工业机械的8%。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满足消费需求，不得不大幅进口成品（也有走私的）。1985年外汇现汇为82亿美元，到了年底仅剩下16亿美元。后来虽然将进口成品改为半成品、设备技术、生产线等，但客观上还是把相当多的军工企业捆绑在了国外拥有核心技术的生产线上，从事低端外围加工的位置上。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法为军队提供按正常周期换装提供整套的装备，而且流失了大量的军工技术人员。到了1990年代，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军队常规装备不得不再次从头来，靠进口俄罗斯的飞机、舰艇从新吸收、消化、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