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17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领导层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发展能同时满足军事和民间需求的创新型两用技术与工业基础。报告称：“我们必须建立健全武器装备研究与制造体系……并将军方的努力与民间的支持结合起来，勤俭治军，开拓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以军民结合为特征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国防工业、特别是那些可获得外国科技的部门，已经在与中国迅速发展的民间经济、科学与技术部门的一体化过程中获益。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中国的研发(R&D)费用从1995年以来以每年19%的速率增加，到2005年已达到300亿美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中国尽管在研发工作、人力资源和研发设施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要建立一套成熟的国家创新体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各个国防分支部门取得的发展似乎与它们同各自相关的民营经济的统合有关，这样它们就进入了全球性的生产和研发链条。例如，因中国在商用船舶生产和信息技术领域所居的主导地位而受益的造船和国防电子部门，在过去10年间发展最大。包括华威、大唐和中兴集团公司在内的信息技术企业继续与解放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共同进行研发活动。电脑网络转换器与路由器等商界的现货供应性技术则使解放军的通讯设备日臻精密。

　　与之相反，生产专用型国防微电子产品(如雷达与武器子系统的配件)的企业，由于在民间并无类似的对等企业，发展较为缓慢。与之类似，航空航天和军火部门也因为缺乏同国外跨国公司与国内工业的合作则获利不佳。

　　外国技术的获得

　　到2007年10月为止，仅在2007年间，中国就已签署了总价值超过1.5亿美元的武器协议，比2006年间合同约为1亿美元的总价值有上升。这说明最近几年来，中国正在迅速改变“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武器购买方之一”的地位。正在与俄罗斯进行的有关一些主要武器系统购买的谈判，也证明这一趋势将是短暂的。

　　俄罗斯仍是中国首要的武器与物资供应方，已出售给中国一些先进的战斗机、导弹系统、潜艇和驱逐舰。中国在一些生产项目中依靠俄方的部件，已经购买下了一些俄制武器的生产权，现在还在谈判购买一些先进武器系统。俄罗斯与中国在技术、设计方面进行合作，并为中国大量的武器与航天系统提供了物资支援。

　　以色列此前曾向中国提供过先进的军事技术。但是，2005年，以色列开始通过加强对军事出口产品的控制、建立对军民两用出口产品的控制机制，以及提高对外事务部在与出口相关的决策中的地位，弥补了政府对出口管控的缺漏。以色列议会还于2007年7月采取了一项积极的措施——通过了《防务出口控制法案》，并于2007年12月出台了落实该法令的相关规则。美国方面也在谋求与以色列政府一道致力于继续落实和有效执行这些新规章。

　　自2003年起，中国就在向欧盟国家施压试图解除对中国的致命性军事装备贸易禁令；2004年中欧峰会后，中欧双方的领导人们在他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将着手致力于推动解除禁令。尽管这一问题仍保留在欧盟的官方议事日程中，但欧盟成员国之间在近期何时解除禁令方面仍未达成一致。

　　中国在继续通过合法与非法商贸交易连续致力于从国外获得两用和军用技术。许多两用技术，如软件、完整的电路、计算机、电子设备、半导体、无线电通讯设备和信息安全系统，对解放军转型为一支以信息为基础、拥有网络战能力的部队是至关重要的。一些主要的法律案件都显然证明中国在努力获得敏感的美国技术(如导弹、成像仪器、半导体和潜艇)，它非法地将目标锁定为一些给予了优厚待遇的科学家和商人。

　　美国移民与海关管理局(ICE)的官员们曾声称，中国冒险而广泛开展着的间谍活动是对美国技术的最大威胁。在2000年到2006年5月间，美国移民与海关管理局就涉及美国武器和技术向中国非法出口的问题进行了400多项调查，结果发现，中国驻美国的一些人员犯有违反《出口管理法》和《武器出口控制法》的罪行。

　　中国仍继续最为依赖外国技术的关键性领域包括：指挥与控制系统，涡轮发动机技术，以及其它一些被授权获得的技术，如精密器械生产工具、先进的诊断与透视设备、应用软件，并非常需要高速运转的原型、电脑控制性设计/制造(CAD/CAM)与翻修仪器。

 
国产直11与直八直升机组装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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