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组织形态的现代化，包括科学的组织模式和制度安排，也包括科学的运作方式和法规保证。在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中，体制编制从来都是充分发挥人与装备整体效能的杠杆，是连结军事技术与军事理论的纽带。一支军队的技术、装备和人才等优势，只有融入科学的体制编制，才能创造出最佳战斗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体制编制的滞后是根本性的滞后，也是最具消极性的滞后。所以，推进我军组织形态现代化建设，实现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战略目标，首先必须按照既有中国特色又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的原则要求，科学、稳妥地进行军事体系的重塑。作为一家之言，本文应当有益于这方面认识的深化。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调整改革军队体制编制的重要论述，不仅为推进我军的组织形态现代化建设明确了方向，也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指明了科学的发展之路。深刻认识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的紧迫性
　　
　　适应战争形态变革的客观需要。“一切军队及其体制编制，说到底都是为夺取战争胜利服务的，都必须适应战争形态的需要”。经历冷兵器、热兵器和机械化等发展阶段，战争形态如今正向信息化加速挺进。军队体制编制也由单一兵种、单一陆军制向诸军兵种高度合成的信息化军队逐步转型。战争实践证明：体制编制的滞后是根本的滞后，用机械化军队去打信息化战争，结局必然是失败。未来信息化战争将更加重视海、空作战和远程精确作战，更加强调体系对抗和一体化联合作战，更加注重“三非”作战和信息战、网络战等。与之相适应，军队体制编制也必然要求信息主导、结构合理、规模适当、精干高效。近年来，我军积极改革体制编制，在改变规模偏大、结构失衡和加强海、空军建设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编配结构、领导指挥体制、后勤保障体制、非战保障体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现行体制编制还远不能适应信息化战争形态发展需求，进一步深化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不可或缓。
　　
　　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的现实要求。体制编制影响和决定军队的军事能力，是军队履行使命任务的组织保证。我军在长期军事斗争实践中，总是随着国家安全形势和战略需求的发展变化，不断赋予军队相应的使命任务，适时地调整军队结构和编组形式，以形成相应的军事能力。新世纪新阶段，胡主席对我军提出了“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要求，拓展了军事战略指导新视野，为我军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根本的目标导向和战略牵引。适应这一要求，我军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也必须向塑造和提高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转变。应清醒地看到，我军的现行体制编制是在“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略指导下、以本土防御和大规模地面作战为背景发展而来的，其所形成的功能显然不能适应维护我国日益拓展的国家安全和发展要求，无法满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以及太空、电磁空间安全的需要，无法满足国内外对我军遂行反恐、维稳、维和等非传统任务的要求。因此，必须不失时机地把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引向深入，努力建立与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相适应的新的体制编制。
　　
　　提高军队建设质量效益的必然路径。军人是最需要效益的群体，军队是最需要效益的组织。提高军队建设质量效益，必须通过优化军事体制编制作为基础。体制编制上重质量，军队建设就能规模适当；体制编制上重结构，战斗力就会系统集成；体制编制上平战结合，军费就可能用出高效益……邓小平指出：体制搞得合理，就可以调动积极性，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历史表明，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具有优势的情况下，如果不能适时进行体制编制变革，这些优势就会大大减弱。我军实行质量建军方针以来，武器装备现代化、军事人才培养等多项改革均取得长足进步。但从目前情况看，机构臃肿、职能交叉、平战分离、训考不分等问题还一定程度存在。只有稳步推进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才能保证我军质量建设不走弯路，圆满实现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宏伟目标。
　　
　　整体功能优化的军队编配结构。未来打什么仗，仗怎么打，决定着今天军队如何建设和改革。信息化战争是体系对抗，胜负取决于军队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通过调整改革体制编制提高军队作战效能，关键是提高编配结构的科学性，使军队系统的各组成要素、子系统等具有集成效应，谋求战斗力的最大增值。应确立合理的军队编成结构。在维持现有数量的基础上，剥离军队承担的社会职能，裁减军地共有的非战保障编制和附属机构，扩大生活保障社会化制度，推进军队建设职能化、职业化。适当优化和增扩作战单元、保障单元编制，提高我军实际作战能力。应确立合理的军兵种比例结构。在重点加强海、空军和二炮建设的基础上，剥离陆军承担的某些军队总体职能，理清院校、科研机构、医院等单位编制位置，解决陆军“杂”的问题，促使军种(陆军)建设专业化；削减一般技术兵种部队，增大高技术密集型部队比重；优化官兵编配结构，改善官兵编配比例，使结构更合理。应确立合理的部队任务结构。着眼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立足军事斗争准备任务需求，按照适当比例划分、建设各类部队，确保应对危机、控制危机、决战决胜。总之，应着眼体系作战要求，通过对军队编配结构的优化调整，不断提高我军履行使命的整体能力。
　　
　　强化信息流通的领导指挥体制。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实质是：使信息这一构成战斗力的主导要素，更好地在军队内快速、顺畅、有序互动，以适应信息化战争的突出要求。工业时代，领导指挥体制“树状”结构，逐级控制部队、逐层流通信息的主要形式，曾在机械化战争中发挥了应有效用。但在信息化作战中，这种体制信息流程长、流动速度慢、抗毁能力差等弊端逐渐显露。有关专家提出建设扁平形“网状”领导指挥体制，通过裁减中间组织、增加终端节点，减少指挥层次，提高信息传输速度，增强指挥控制能力。从实践层面看，应立足我军现状，采取“两手抓”的方法，加速推进领导指挥体制调整。一方面，在由军队组织序列形成的领导指挥体制“显层次”上，采取适当减少层次的办法，建立精干、高效的指挥机构，促进领导指挥体制的“扁平化”。另一方面，在按照作战指挥职能划分的领导指挥体制上，着力构建决策-指挥-执行的三级领导指挥体制，通过构建扁平形“网状”领导指挥体制，实现信息流程最优化，信息流动实时化，信息采集、传递、处理、存储、使用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