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及随后武装起义受挫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共产党人不仅要改朝换代，而且要进行人民革命。这样的革命任务是一切雇佣军性质的旧式军队所无法承载的，必须以革命民主主义对旧式军队进行根本改造，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

　　这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全新课题。

　　人民军队草创之初，也是一支人民起义军——从组成成分上来说与历史上相类的农民军并无不同，所继承的仍然是封建雇佣军队的遗产。即或是像叶挺独立团这样由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部队，其募兵、管理、教育等许多制度，依然没有冲破旧式军队的规范和制度。

　　要在这样一份遗产上建立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实行军事民主，前提是实现每一个个体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平等，这就必须打破传承了几千年的旧有封建等级秩序。否则就很容易陷入所谓“集体行动困境”：人人都愿意“搭便车”享受革命成果，而很少有人愿意为赢得革命胜利而承担成本或付出“牺牲个人利益”的代价。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自身的率先垂范，成功地跨越了这个“集体行动困境”：他们对旧式封建雇佣军队的遗产予以了根本性的批判与改造，在自古以来就等级森严的军队中贯彻了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在秋收起义失败后的“三湾改编”中，这种“革命民主主义精神”在初创的人民军队中被“制度化”为：

　　“支部建在连上”，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共产党人既是战斗保垒也是民主示范，永远在战斗中率先垂范，第一个牺牲自己；取消军官特权，官兵待遇基本平等；废止肉刑制度，将“不打人骂人”列入军队纪律；建立代表士兵权利的士兵委员会，士兵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组织在政治上取得和军官一样的权利，可以批评官长，反映士兵意见，监督各单位的财方开支，管理伙食……

　　就连一向作为军官专利的作战指挥，士兵们也可以通过士兵委员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大将黄克诚生前回忆过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一个故事：

　　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这个办法居然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每个人一天只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这个故事生动地道出了共产党人“勇于承担集体行动成本”的魅力。他们使整个集体由此产生了“不计报酬也乐意付出高水平努力乃至牺牲”的“集体精神”——也就是卡尔森先生诠释得未必准确的“工合”，当“民权主义”还流浪于学者书斋之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脚踏实地以自身的“率先垂范”，将“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成功地植入了自己的团队，并不断地让人民群众因此而获得实际利益，在灵魂深处迸发出了“成为新社会主人”的斗争热情。

　　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

　　人民军队中实施的“革命民主主义”不仅使广大官兵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使人民军队真正成为一个坚强的“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也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敌军阵营：大量被俘的敌军官兵在人民军队中感受到了新旧军队的两重世界，精神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和解放，因而“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共产党人这些创造在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正式形成了纲领性的文献，也从此成为了人民军队一以贯之的建军原则，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检验后，又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式整军”运动中，完善并总结成为人民军队内部的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成为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的基本准则，也成为了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旧军队那种“上一呼而下百诺”的官兵关系，被干部战士平等相处，官教兵、兵教官的新型关系所取代，广大官兵通过“三大民主”自己教育自已，自已提高自己，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融化在了每一个人民战士的胸中，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每一个人民战士所自觉奉行，相互督行，不仅改变了军队的精神面貌并且焕发出强大的战斗力，也造就了一代又一代完全新型的革命军人：

　　他们有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始终以低劣的装备，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他们有坚定的信念，因而表现出惊人的凝聚力，无论是面临艰苦的环境还是战斗，哪怕只剩一个人，也从未丧失战斗勇气；他们有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原则，能够以自身的道义感召，成为改变社会制度和风尚的模范；他们的军营是育人的学校也是劳动的组织，能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甚至创造了军队不吃官粮还上交公粮的奇迹。

　　民主之花首先在人民军队大放异彩，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在人民军队中首先得到奇迹般的验证。（文/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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