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首批单飞六人中有两个人飞得最好，一个排在第一，一个排在第六。能见度越来越差，到排在第六的杨利伟落地时，能见度还不到2公里。高度300米杨利伟报告“300米平飞”，着陆雷达指挥“高度好，方向好。”我指挥他“严格飞向远距”。接着他报告“过远距，襟翼好。”我指挥“收油门8000，下降率5米，严格飞向近距，100米之前不准看跑道。”着陆雷达指挥“高度好，偏右50米。”我指挥“将全罗盘右指2度。”接着我指挥“双针指零。”着陆雷达接着指挥“高度好，航向好。”高度150米，我看见了飞机，着陆条件很好。我指挥其抬头看跑道，飞机准确的飞向下滑点，准确的拉开始，1米拉平，我指挥收光油门，飞机轻两点落在了“T”字布旁。

　　我松了一口气，也为他们技术的成熟露出了发自内心的微笑。

　　突破川东复杂气象给他们以后的改装铺平了道路，加之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大家的思想也趋于稳定，改装从此比较顺利，进度和质量发展都比较正常。1993年8月他们完成了昼间飞行的所有科目，转入夜间飞行训练。

　　杨利伟同志的第一个孩子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就在要进入夜航训练的时候孩子的健康进一步恶化，需要住院进行治疗。孩子当时很小，又有病，特别需要人照顾。按理说此时应该安排利伟休假照顾孩子，但由于改装期限临近，又是最后一个科目，加之夜航飞行必须相对集中时间进行组织，这次不飞就要等到下一年再飞了。还有就是我们对孩子的病情严重性估计不足，更没有从人性的角度站在利伟和他爱人张玉梅的角度，多替他们着想，而主要考虑的是训练进度，对此我至今都有点后悔。

　　面对这种情况我征求利伟的意见，现在想来利伟当时很难回答，他迟疑了一下，没有提出休假的要求，而是明确表态参加夜航训练，孩子住院由他爱人小张照顾。我要求团政治处副主任石樵同志和三大队教导员王发刚同志多关心利伟孩子的情况。

　　夜航进行的很顺利，连续组织了七个飞行夜，完成了主要科目。这期间所有飞行员集中精力进行训练，都没有回家，包括利伟也没有能去看孩子。第八个飞行夜，也是这次夜航训练的最后一个飞行夜。天气晴好，星光满天，随着一颗绿色信号弹升空，顺利开飞了。由于是最后一个飞行夜，计划很小，多的同志才三个架次，晚上21点40分利伟第三个架次起飞了。不到10点，石樵副主任给我来电话说利伟的孩子病情加重，比较危险。我当即就指挥利伟停止执行任务返航，并让王发刚教

　　作为利伟的团长，事后我很内疚。但利伟和小张对我和团里给予了充分的理解，没有给予任何的责备。对此，我至今回想起来在内疚之余仍很感动和感激。

　　六

　　经过一年的时间，我们按期完成了强五飞行员改装歼六的任务，经上级考核验收，全??是没有战斗力的。在最后一个架次没有落地之前我始终悬着一颗心，从这一点来说，我很感谢所有的飞行员，更感谢杨利伟同志，是他们的支持才使得训练健康发展，是他们及家人克服困难、无私奉献才使得任务按期完成。

　　战术基础提纲虽然比较复杂，但由于改装的基础打得比较牢，训练很顺利。加之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合，同志们已经彻底溶入了新的战斗集体，以前经常听到的“你们团”变成了“我们团”，就这三个字表达出一种情感上的本质变化，它让我激动无眠，这也让我相信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热烈的心，即使是冰也是能捂热的。

　　1994年7月13日，上级任命我为成都军区空军某训练基地主任，这意味着我将调离这个令人难忘的战斗集体。我离开梁平那天，同志们列队给我送行，我一点提升后的高兴心情都没有，而是感到特别的难分难舍和无比的眷恋。

　　我很幸运，离开老团队不到两年我又回到了老部队。1996年5月8日上级任命我为航空兵某部部队长，很高兴又回到了我曾经战斗过的老部队。到任的第二个星期我就到梁平，说是检查工作，实际上是迫切的想回老团队看看。回团里后，我一个猛子扎到飞行大队，挨个的看望飞行员，飞行员家属，特别是后调入的同志们。我特地还在杨利伟家坐了一会儿，利伟爱人小张又是倒茶又是削水果，我们交谈得很开心。这次回老部队见到大家很亲切，大家对我回老部队工作也很高兴，这对我不光是心情上带来了愉悦，更重要的是增加了我回老部队搞好工作的信心。

　　团里的同志给我汇报，今年团里的全面建设形势比较平稳，训练任务各项指标协调发展，尤其是由强五改装歼六的同志，技术成熟的很快，思想也很稳定，很多同志现在已经是团里的训练骨干，建议将他们提升使用。我让他们写出专题报告，回去后就立即研究批复了团里的请示，对三名同志给予了提升使用，杨利伟同志也在这次被提升为团司令部领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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