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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越下越大,雨点打到脸上生疼,天黑漆漆的,能见度不到百米。受雷暴天气的影响,梁平到重庆、成都的有线通信全部中断。那时侯川东地区还没有军直拨,更没有手机。17点10分梁平场站机要股紧急通知我阅看电报:师指挥所传达师首长指示,立即组织驻梁平部队保障某团紧急备降。看完电报我的心往下一沉,深感形势严峻。立即命令部队进场做好保障准备,我自己也马上带领指挥班子驱车赶上指挥塔台,由我担任指挥员,杨利伟担任飞行值班员,领航股长刘辉担任领航值班员,还有标图员、记时员等。面向窗外的瓢泼大雨,飞机如真来备降,凶多吉少。为让师首长掌握真实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我随即命令给师指发电报:梁平机场正下暴雨,能见度不足百米,不能担负正常备降。如确实必要,只能担负迫降。
此时,我似乎看到我的战友们在暴雨中与死神在搏斗。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根据时间推算,空中的飞机受油料限制,最晚只能飞到18点48分。19点师指挥所命令部队可以退场。但我们没有退场,在死寂的沉默中等待,每一点稍大一点的声响大家都会以为是飞机的声音,它都会吸引全场官兵的目光,大家希望出现奇迹。只到天真正的黑下来了,我们才带着不安和揣测离开机场。
第二天传来消息,执行此次跨区机动任务的四批14架飞机,除第一批没有受雷暴雨影响外,第二批以后的12架飞机在重庆机场降落时,遇到恶劣的雷暴天气,飞行员与老天爷、与死神较量了40多分钟,有两架飞机发生一等飞行事故,飞行员牺牲;一架飞机着陆时冲出跑道发生三等飞行事故,飞行员重伤;还有九架飞机虽然安全着陆,但飞机都程度不等的受到雷击,机身上多处被击穿有拳头大小的洞孔,没有发生更严重的后果实属侥幸。
这次灾难性的事故,是空军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事故之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很大的。这必然要引起从事这项职业的飞行员们对生与死的思考。此时此刻,对每一个飞行员的事业心都将是一次最为严峻的考验。和平时期不同于战争年代,人们从崇尚英雄转向了崇尚自我的生存价值,我认为这才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大家这样去思考无可厚非。
四
事故发生后,全区航空兵停止了一切飞行,空军和军区空军派出了由主要领导带队的重量型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处理。结论是这是一起由于工作人员失职引发的人为恶性责任事故。
事故发生后,部队转入全面的飞行安全整顿,总结事故的原因教训,结合本单位的实际,举一反三的查找问题,吸取教训。由于事故就发生在眼前,后果又如此的严重,对本来情绪就很低落的部分飞行员尤如雪上加霜。同志们的情绪更加低落(实际上是沉浸在悲痛之中),我深感对我们团领导和全体飞行员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来了。
转变这种情绪靠说教是不行的,我想只能一是靠时间的推延使同志们逐渐走出事故的阴影;二是在眼前要向同志们??们遵守制度,严格训练,飞行安全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整顿中我挨个的参加三个飞行大队的讨论,在三大队参加讨论时,同志们发言很激烈,尤其是调来的同志在发言中,更表现了很积极的一面,这使我在心中??。在整顿开始时考虑到为使整顿达到效果,我布置团的领导和各大队干部要找大家谈心,有意识的培养整顿骨干。但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同志们不但发言积极,而且表现了很高的觉悟和水平。此时我有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患难可以激发正义和团队的凝聚力。
杨利伟同志的发言我至今记忆犹新,他首先简单的说了一下事故的教训,认为事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时刻警示我们飞行事故时刻伴随着我们飞行的脚步前行,飞行安全在我们的心中,更在我们高标准的工作之中。我们从西安来到团里后,由于各种原因使新机型的改装工作发展很不顺利,现在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再这样发展下去,轻则影响战斗力的成长,重则将危及飞行安全,我们必须要吸取教训,居安思危,做到警钟长鸣,为保证飞行安全做贡献。
如果说开始时我对他们还不怎么了解,从杨利伟说出的八个字中看到了希望,而在经过这次事故之后,则使我看到了在同志们低落的情绪背后潜藏的是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工作热情。他们毕竟是受党教育多年,经过严格、正规训练,有着良好素质的飞行员。
歼击六型飞机是50年代末期投入使用的第一代超音速歼击机,由于人们对跨音速飞行的空气动力特性的认识有限,在飞机气动外形、操纵系统等的设计上存在先天不足,飞机的信息化、自动化程度不高,使飞机在小速度和跨音速飞行阶段操纵比较困难,对飞行员的技术要求很高,有人曾说过这是世界上最难飞的飞机,掌握很困难,稍有不慎很容易发生飞行事故(在空军历史上歼六飞机是发生事故最多的机型之一)。
改装歼击六型飞机,不管是从完成任务的角度,还是从保证飞行安全的角度看,最关键的问题是通过改装掌握歼击六型飞机的基本驾驶技术。杨利伟在改装中,技术掌握不是最靠前的,但发展一直比较平稳,他从理论学习开始就用实际行动在不声不响中实践着自己向组织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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