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调集100万大军和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我各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蒋介石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进一步加强法西斯统治，经济上实行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保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
　　
　　面对大规模的进攻，当时党的领导人博古和军事领导人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等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他们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立即命令东方军撤围将乐、顺昌，北上就敌，恢复黎川，在洵口打了一个胜仗后，接着去进攻有敌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潭头市、浒湾、八角等据点，使红军连遭失利。
　　
　　在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畏敌如虎，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军事保守主义方针，大量构筑防御工事，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迟滞敌人的进攻。“福建事变”时，不是乘机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把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敌军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敌人的“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而是将红军主力西调永丰地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线。蒋介石在武力解决“福建事变”之后，将进入福建的部队组成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进一步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进攻，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建宁等地被敌占领。1934年7月上旬，敌人从6个方向，依托堡垒向中央根据地中心区发动进攻。他们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给敌人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结果不仅未能制敌，反而为敌所制。
　　
　　10月初，敌人相继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这时，红军经过适当休整，转到外线无堡垒地区寻求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争取粉碎敌人的“围剿”，是必要的。他们在军事保守主义遭到破产后，已被敌人所吓倒，没有向广大无堡垒地区改取战略进攻，以打破敌人“围剿”的勇气。他们虽然对红军的战略转移作了一定的准备，但考虑的只是如何摆脱敌人的“围剿”，于10月21日发起突围战役，在逃跑主义的指导下，开始了搬家式的转移，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

　　红军长征，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则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急调40万大军在湘江沿岸300里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阻止红军西渡湘江，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毛泽东曾建议不渡湘江，集中红军主力，在湘南地区打几仗，消灭敌军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力争变被动为主动。然而，博古、李德等人拒不采纳这些正确的建议，仍坚持其消极避战、一味西进的退却主张，命令红军继续迅速西进，从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这时，军委纵队（包括党中央领导机关）已进到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采取轻装疾进，一天一夜即可迅速渡过湘江。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不肯丢掉“坛坛罐罐”，行动迟缓，每天只走二三十公里，延误了渡江时间，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的一仗。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全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完全是逃跑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从而引起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　　
　　
　　李德是受过苏联军事学院培训的军事人才，他所采用的战法，如果是应用于苏联红军，完全可能取得胜利，但是，应用于装备严重落后的中国工农红军，就完全不适用。彭德怀曾指责李德：“崽买爷田心不疼”。
　　
　　李德的错误，就在于不考虑实际情况，机械的照搬的先进战法，从而导致重大的失败。
　　
　　历史是一面镜子，对我军目前准备的军事斗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美军近20年的成功让我军的很多指挥员、军事理论家眼红，但如果机械的照搬美军的战法，那么，就很可能贻害我军了。

　　最近，关于空军的使用是一个热门话题，空军的是一只攻守兼备的力量。

　　美军是空中攻势的推崇者、实践者和成功者。从我军将领（如刘亚洲之流）的谈话中，纷纷强调了将空军作为进攻的主要力量，从中可以感受到美国军事实践的影响。敌我双方的媒体大篇幅的提到“点穴战”、“瘫痪战”，似乎只要依靠信息战、封锁战、空袭等方法就可以完成统一大业，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必须再次剖析美军空军制胜的唯一战例“科索沃战争”。美国的胜利，有几个重要条件：一、军事绝对优势，1100架飞机外加50颗卫星；二、南斯拉夫自然地理、政治地理绝对孤立；三、美军对南斯拉夫民用设施无限制、“强盗”般的摧毁。没有这3个条件，单靠美国空军不可能取得科索沃战争的胜利。
　　
　　我们在看看台海两面的局势，第一、我军对台军有优势，但没有绝对优势；第二、台湾的台独势力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强硬的后台；第三、在存在外来干涉的可能下，彻底瘫痪台湾经济将提供外来干涉的最佳借口。

　　对比这些异同，对于那些幻想空军制胜的人士是否有所启发呢？

　　关于空军的使用，首先必须从现有装备水平出发考虑问题。最近我军SU30、J10等新一代战机相继服役，使我军空军实力有了跨越式的发展，但这点进步绝不是质的飞跃。曾有报道自豪的宣称，在东海前线我军SU27驱赶美F14，是“我空军第一次用优势装备压制敌人”，可以这种优势是昙花一现，美军的F22的来势汹汹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如果以美、日、独三股势力作为对手，我军还将长期处于劣势地位。如果看不到这个现实，我们的指导思想将犯极其严重的错误。
　　
　　综观我军空军的使用，战果辉煌，其原因就在于空军的运用首先服从于战略全局，其次充分考虑到敌我双方的装备特点。曾有我军指挥员宣称，空军的意义不在于形成一个新的“米格走廊”，但实际上，从战略目的和装备条件考虑，能够在海峡上空形成“米格走廊”也许是空军天大的功劳。

　　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我空军每天大量出动，监视越空军对我地面部队进行袭击，虽然在战术上毫无战果，在战略上完成了任务。

　　未来台海作战，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台独“以武拒统”死心塌地的程度，又要考虑到外来铤而走险的可能。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下，空军的使用必须放在战略全局的高度。
　　
　　在战术上，在未来台海作战中，采取空中攻势的一方在没有绝对的制电磁权的条件下，会冒极大的风险。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二战期间德军对苏军机场、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对埃及机场的空中突袭，但忽视了防空作战对空中力量的严重打击、制约。西奈半岛上空萨姆6痛击以色列的F4是众所周知的战例，不为人们常提到还有印巴战争期间，巴方以机场、指挥中心和后勤基地为重点组织的要地防空严重的打击了印度空军。例如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1971年12月4日、5日夜间，印度空军经过精心准备，对巴机场进行空袭，试图把巴空军战机消灭在机场，但偷袭不但没有炸毁巴空军主力战机，自己反而损失了13架战机。印度空军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战略，不再以袭击巴空军机场为主要任务了。印度空军开始对自己地面部队实施航空火力支援，同时，对巴军战略目标开始进行偷袭作战，包括轰炸巴基斯坦铁路调车场和公路桥梁等。
　　
　　事实表明，现代高技术装备对于空军的打击同样是致命的。美军空中攻势的成功，在于其有完全的、绝对的制信息权、制电磁权。

　　台湾目前以坚固的地下攻势，密集的防空导弹构成了一整套防御体系，台湾的防空导弹密度排在世界前三位。面对这样一个凶恶的敌人，空军将领幻想以300-400架第三代战机的实力，实现中国式的空中制胜，如果不是哗众取宠，就是当代的新李德，将贻害我们的统一大业。
　　
　　我军目前没有进行高技术战争的经验，那么，充分掌握现有装备，逐步摸索适合我军的战法是必须的。

　　在这个摸索过程中，充分领会我军以往的军事思想的精髓，比盲目参考外军的军事实践往往更重要。
　　
　　按照外军的经验，制空权、制海权是登陆战必须的，登陆总兵力起码要达到抗登陆兵力的三倍等，如果完全照搬这些经验，那么，就不会有1950年我军以10万步兵对抗10万抗登陆兵，成功解放海南岛的战例了。
　　
　　我军长期军事实践积累的经验，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如果随意的丢弃，也是一种“崽买爷田心不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