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有1.8万公里的海岸线，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然而蓝色的海洋，与历来固守“大陆性格”的中国之关系，可谓亦悲亦喜。600年前，郑和的庞大船队扬帆远航，在蓝色波涛间写下中华民族的梦想；100多年前泛波而来的列强炮舰，又曾使华夏历史蒙受耻辱。蓝色国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20多年前终于彻底向世界各国敞开胸怀。

　　如今，发展“海洋经济”的呼声迫使我们再一次直面这熟悉而陌生的蓝色疆土。进入“海洋世纪”，许多国家都在制定全新的海洋发展战略，我国对海洋的开发利用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从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到沿海各地快马加鞭建设“海洋经济强省”，中国正在掀起一场海洋开发的热潮。与改革开放之初渔业、海运业的发展热潮不同，这一轮开发热潮正掀起一场“蓝色革命”，对中国经济的格局、对中国海洋的可持续发展，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在满怀豪情向海洋进军之际，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

　　海洋时代

　　■ 半月谈记者 王新亚 梁思奇 贺大为 周正平

　　两会呼声：中国要建“海洋强国”

　　“今年两会有关海洋经济的建议好像很多哦！”一位海南的朋友听到记者来采访海洋经济，立即脱口而出。的确，今年全国两会的“海味儿”特别浓。

　　随手翻开几份全国政协委员大会发言：《确定我国的海洋国策迫在眉睫》、《创新海洋科技，建设海洋强国》、《纪念郑和，经略海洋》……从题目就能看出委员们的急迫心情。而众多人大代表有关海洋经济的议案、建议更具地方特色：从大连到北海的漫长海岸线上，几乎每个沿海地区都希望尽快发展本地海洋经济。

　　全国政协委员汪品先院士的发言道出了两会“海洋热”的来由。他说，《国际海洋法公约》生效后，全球海洋的1／3已成为各国的专属经济区，深海大洋的竞争更加激烈。随着新世纪来临，一些国家正在调整自己的海洋政策，日本斥巨资投入海洋科技，明文提出要在海洋科学里“起领导作用”；韩国提出了“21世纪海洋韩国”发展目标；美国于2001年成立海洋政策委员会，2004年又提出“21世纪海洋蓝图”的报告，接着成立了部长级的海洋政策委员会。世界各国对海洋的投入和开发都在全面升级，形势已不允许我们掉以轻心！

　　我们必须立即回答：在新世纪大洋的国际竞争中，我们的定位在哪里？是甘心以陆地国家自居，还是也要进入世界大洋？汪品先院士一连用了两个“急切需要”来呼吁：我国急切需要确定海洋国策，急切需要在国家一级统筹海洋政策和海洋发展。

　　“中国要建海洋强国”的呼声从未像今天这么强烈。今年恰逢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人们回顾历史，“重陆轻海”的中国因失却良机而蒙受耻辱的痛切教训犹在昨天；而今天的中国海域也不平静，钓鱼岛之争愈演愈烈，南海油气资源遭周边国家疯狂盗采，正在流失的蓝色疆域使人们心急如焚。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高级工程师巫致中的发言道出了人们的心声：我国在海洋事业上也应该实现跨越式发展，由一个海洋大国尽快发展为一个海洋强国，如同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一样，将海洋开发列入我国重大发展战略，并提升海洋军事实力。

　　建海洋强国，经济要先行。目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据国家海洋局公布的《2004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04年我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为12841亿元，海洋产业增加值为5268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3.9％，涉海就业人数已达2000多万人。但是，与我国现有的海洋资源拥有量、与发达国家开发海洋经济的强度相比，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还刚刚起步。我国有海洋生物2万多种，海洋石油资源量约240亿吨，天然气资源量14万亿立方米……这些资源大多都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而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处于初级阶段，与日本比较：我国远洋运输量仅是日本的1／6；港口密度是日本的1／17；近海每平方公里捕鱼量是日本的1／4；我国远洋捕捞仅占世界远洋捕捞总量的0.5％，而日本已达20％。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洋经济的发展，“实施海洋开发”已写入了党的十六大报告，国务院《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则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将海洋经济视为中国经济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立法、海洋功能区划、海域管理等措施相继出台，今年又启动了旨在摸清我国近海“家底”的“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工作。中国，从陆地迈向海洋，可以说已经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沿海回应：2020年前建成“海洋经济强省”

　　位于海南省西部的洋浦开发区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失败故事”的主角。这个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1993年由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首个外商投资成片开发区，当年在全国引起了“爱国还是卖国”的轩然大波。得风气之先的洋浦开发区并没有脚踏实地搞开发，而是陷入了炒卖土地的狂潮。待席卷海南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洋浦也一蹶不振。

　　3月10日，记者来到洋浦，进入开发区腹地很长一段路边都冷冷清清。开发区内，两座宏伟的大楼矗立在有些荒凉的平原之上，显得鹤立鸡群。我们进入其中一座高达34层、装潢豪华的“洋浦国际商业大厦”，发现楼内竟然空无一人。站在楼顶俯瞰洋浦全景，除了少数几片厂房外，大片闲置的土地触目惊心。

　　然而，当谈到未来洋浦的发展时，一位大厦物业负责人却肯定地说：“信心十足！”他的信心来自洋浦新提出的口号：建设中国南海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亚洲最大的浆纸加工基地，亚太地区重要的石油、天然气储备转运中心。而能够支持这些口号变为现实的，则是海南省近年来提出的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宏大计划。

　　记者了解到，《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已于3月13日通过专家评审。规划提出，确立“以海带陆，依海兴琼，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发展战略，形成以主导产业为骨干的海洋经济体系，使海南海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实现海洋经济总量翻三番的目标，在全省ＧＤＰ的比重超过30％。而海洋石油天然气综合加工业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主导产业”，洋浦又无疑是一枚重要的棋子。记者看到一份当地研究机构的报告已经提出，“随着大规模开发的开始……把洋浦开发区从30平方公里扩大到200平方公里已是客观要求”。

　　规划惊人，但是却并非绝无仅有。与拥有雄厚海洋资源却发展相对落后的海南省相比，其他沿海省区市的底气更足。早在去年8月，浙江省就已制定完成《浙江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10年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省ＧＤＰ的比重达到10％，“基本建成海洋经济强省”，2020年则“全面建成海洋经济强省”。广东省在2002年就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要在全国率先建立“蓝色产业带”。拥有多所海洋科研院所的海洋经济大省山东则早在1991年就提出建设“海上山东”，要让山东的海洋经济与陆上经济平分秋色。据国家海洋局局长王曙光介绍，广东、上海、浙江、山东、福建等向“海洋经济强省”迈进的省市，其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在2004年都已突破1000亿元。

　　海洋生态系统适宜发展循环经济

　　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前景极为诱人。然而，这一切都不应超出海洋环境承受能力。海洋是什么？是一座可以随意开采的宝库吗？作为覆盖地球上71％面积的水体，海洋的环境容量是否无穷大？遗憾的是，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对这两个问题都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沿海省市政府的涉海部门工作人员对“海洋经济”的整体认识仍然不明晰，谈本部门所管辖的行业的多，谈海洋经济整体如何发展的少；谈资源开发的多，谈环境保护的少。然而，海洋经济不仅仅是资源型经济，更不等同于单纯的工业经济。

　　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郑贵斌指出，海洋经济作为海洋资源经济、海洋产业经济、海洋区域经济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经济，其发展具有技术要求高、风险性大、区域性强、综合性浓的特点，它对政府的管理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刘容子研究员指出，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海洋开发中，过度开发与牺牲环境质量的做法，导致海洋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以及对海洋资源的过度索取。这，已经对海洋造成了极大危害。新一轮的海洋开发热如不加以引导，将给目前的海洋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与人们想像的相反，海洋的生态系统非常脆弱。”长期研究海洋经济的海南大学海洋学院名誉院长张本教授指出，海岸线、海底珊瑚礁等海洋生态系统是经过复杂漫长的过程形成的，一经破坏很难恢复。海洋经济建立在海洋这个生态系统之上，就决定了它必须是一个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的概念。由于海洋资源环境是共享资源，各行为主体都应有提高环境质量的责任，从而使海洋经济的各个门类构成一个循环经济的和谐系统。

　　海南省拥有约200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占我国海域面积的2／3，可谓我国最大的海洋省，然而由于“重陆轻海”等历史原因，这个省海洋经济发展反而在沿海各省中最为落后。张本教授指出，这是海南的劣势，但也是海南的优势：由于没有高强度的经济开发，海南的生态环境非常优越，拥有“生态岛”的美誉。今后海南的海洋经济发展同样不能破坏生态，要走产业现代化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新一轮的海洋开发热，又一次吹响了“向海洋进军”的号角。但是，中国开发利用海洋并非自今日始，中国的蓝色海疆早已不是白纸一张。记者踏访沿海各地，发现许多地方的海洋经济仍然停留在低水平、粗放型的开发阶段，无偿、无序、无度开发海洋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一切提醒我们，发展海洋经济绝非造大船、下深海那么简单，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近海渔业资源，

　　一个“快扒光的饭碗”

　　2005年3月2日，正在南沙海域捕鱼的广西北海海洋渔业总公司一艘渔船遭到越南军舰的射击，船长及船员随后被抓到军舰上毒打，经中国方面交涉才获得释放。记者从北海市水产局获悉，在中越北部湾划界后，越来越多的渔船从传统的北部湾渔场转移到南沙捕鱼。

　　路途遥远、海况不熟，要花大笔的钱改装导航、冷冻设备和更新网具，还要面对随时可能被周边国家抓扣的危险，但渔民们仍然希望拿到南沙捕鱼的指标，原因只有一个：北部湾渔场资源日趋枯竭。北部湾划界后，获准进入共同渔区和过渡性安排水域作业的渔船数量受限制，大量的渔船挤在中心线中方一侧捕鱼，下网越来越频，收获越来越少，一个航次由从前的1个星期延长到10天、15天。作业时间长，柴油价格节节攀升，不少渔民偷偷使用走私油，他们叹息：捕鱼所得刚够柴油和人工钱，“赚的就是私油与公家油那点差价！”

　　北部湾渔业资源枯竭与过度捕捞成了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渔产品越捕越少，捕得越少作业方式越野蛮。2001年以后，北部湾沿海一种采用高压水枪潜海捕螺的方法悄然兴起：潜水工手持连接船上高压泵的喷枪，潜到约10米左右的海底，用高压水龙头冲起藏身泥沙中的各种海贝。每名潜水工作业之处，方圆数百米成了“一锅煮沸的开水”。靠海吃海的渔民忧心忡忡：鱼贝产卵孵化的栖息地被破坏无遗，等于砸了渔民的饭碗！

　　渔产品加工落后也在加速资源的消耗。据上海水产大学教授汪之和调查，尽管中国渔业产量从1990年以来一直居世界首位，但加工比例不到总产量的40％。在北海市各码头，几乎每天都有堆成小山似的小杂鱼被运到鱼粉厂，加工成廉价的鱼粉。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鱼粉生产国，每年生产鱼粉达70万吨。俗话说“大鱼吃小鱼”，大量捕捞这些小杂鱼将导致海洋食物链的断裂。

　　为保护渔业资源，国家除了实施休渔制度，同时要求减少渔船数量，实现渔船功率负增长。北海市海洋捕捞渔船约占广西的七成，计划到2006年调减渔船1125艘，有近两万渔民直接离船上岸。然而，记者在北部湾沿岸看到，春节后不少挂着红绸的新船陆续下海。一些渔民透露，由于转产困难，不少渔民到异地购买船号，继续从事捕捞。

　　随着近海渔业资源逐渐减少，在山东胶州湾和鳌山湾等历史悠久的海产品产区，许多世世代代以打鱼为生的渔民家庭生活方式正在变化。即墨市山东头村的王欣生今年已经50出头了，依然是家里出海的主要劳动力。“打鱼很辛苦，效益也不行。出去一趟能有一两百块的收成就算不错。”王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但渔村的传统是女子不能出海，他的儿子也没有子承父业，选择了到内陆打工。山东头村的王支书介绍，目前这个村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家还在坚持出海捕捞。

　　多种污染源威胁海洋环境

　　2004年6月，中国海监飞机和船舶在渤海海域发现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赤潮。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主任马得毅说，此次渤海海域赤潮的发生，与陆源污染的排放有着直接的关系。近年来，渤海海域的污染没有缓解的趋势，赤潮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强度越来越强。

　　赤潮的破坏性无疑是巨大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强烈冲击了捕捞和养殖业。“赤潮每年都会有，规模或大或小。”山东即墨市田横镇党委书记宋宗军告诉记者，“沿海群众养殖的扇贝必须在7月之前出手，再晚的话就有可能因遭遇赤潮而全军覆没。事实上，集中出售对渔民收入有很大影响。”青岛市开发区海洋与水产局工作人员杨同玉告诉记者，附近的养殖户最担心的就是赤潮，一些人因此亏了本。

　　尽管近海养殖业深受污染之害，但实际上它也是制造海洋污染的“大户”。在北部湾，车螺是除对虾外最大宗的海水养殖品种。由于超密度养殖导致营养不足、海水丧失自净功能。2004年车螺养殖遭遇了一场横祸：从海里耙收的车螺，能捡出的活螺不到20％。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北海市车螺养殖初兴时，在退潮后约1平方米见方的滩涂，可以耙到数十只肥大的车螺。一些养殖场主认为，车螺大面积暴死还与对虾养殖有关。近年来沿海不少乡镇将低产盐酸田改造成对虾养殖场，把大量含有农药的清塘水、污水排到浅海，污染惊人，据测算，仅280多平方公里的湛江东海岛对虾养殖场每天排放的污水达20万吨，超过整个湛江市区的污水排放量。

　　2005年3月，湛江市环保局局长李丕学在湛江市《政府工作报告》征求稿中“大力发展重化工业”的字样画上了黑线，把“大力”改成了“适度”。当了多年环保局长的李丕学对记者说，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重化能源工业，政府不宜使用“大力”这类字眼。

　　李丕学不知道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采纳。记者3月7日至12日对北部湾沿海湛江、北海、钦州等市的采访中，所到之处，一种重化能源工业大干快上的势头扑面而来：大型企业争先恐后抢滩北部湾沿海，地方政府为争项目上马不遗余力。由于许多项目都是“边上马，边审批，边论证”，一股对海洋岸线资源造成永久性毁坏的填海造地风已经刮起。采访中，环保部门均对记者表示将对各自的工业项目把关，但对沿海城市集中上马工业项目对北部湾海域造成的影响“没有把握”。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环保官员说，“没有把握”的原因是目前只有各个入海河口的容量测算，没有整个北部湾海域环境容量的测算，在不少官员眼里，大海是个无底洞、垃圾场和污水池。

　　走向远洋，海洋安全须确保

　　3月13日，记者来到海南省琼海市谭门镇谭门村，这里的渔民们有着到中国管辖海域最南端的南沙群岛渔场打鱼的传统。时值南海渔季，渔民们大多都出海去了，一座座新盖的小院掩映在椰林之中。村主任麦兴利告诉我们，谭门村有300多户，80％都是渔民家庭，渔业年产值1800万元，渔民人均年收入在3300元左右。在他的记忆中，村里20世纪40年代就有帆船下南沙打鱼，近年来，谭门村的大船几乎全部转往远洋渔场──南沙。

　　在谭门村三组孟子园村，因临时有事在家的船老大王书茂自豪地讲起了这些年闯南沙打鱼的经历。他从1985年就开始下南沙，熟悉南沙每一块礁盘的位置，如今和他人合伙经营一条90吨级的渔船。每次到南沙，一个航次来回大约需要2个月左右，每年可去4次。南沙的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一般来讲，到了渔场，每天的产值就是1万元。

　　但是谈到安全问题时，王书茂的话语有些低沉。南沙虽然是我国的管辖海域，但我国渔民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国军队无理抓捕。每次到南沙打鱼，渔民们都提心吊胆，在远离我国守礁部队的渔场更是24小时不敢合眼。当作业结束、拔锚归航，望见了我守礁部队熟悉的灯光，全体船员就像瘫倒了一样，那时才敢美美地睡上一觉。

　　不仅是渔业，在国际能源紧张的大背景下，我国管辖海域丰富的油气资源被周边国家觊觎，抢先开发。记者从有关研究机构了解到，2004年的最新地质调查表明，我国南海的石油地质储量约在230亿吨至300亿吨之间，这是我国发展海洋经济的巨大宝库。但是，自1970年起，南海周边各国就开始在南沙诸岛开采油气资源，而且周边国家在南海开采油气资源的步子快、数量大。据2002年美国的统计，南海地区每天产出石油200万桶，每年产出天然气2.5亿立方英尺，照此速度南海油气不到20年就采掘殆尽。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技术、经济等原因，我国至今尚未在南海打下一口油井、产出一滴石油。

　　南海是如此，东海、黄海同样不容乐观。继日本在东海钓鱼岛持续制造领海纷争后，韩国也于2004年7月在黄海大陆架下钻探。严峻的海疆安全形势，对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未来空间造成了巨大隐患，也对我国“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外交主张提出了考验。3月14日，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石油公司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海洋科技亟待发展，海洋产业结构仍然落后

　　50多年来，我国的海洋科技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记者在我国海洋科技的重镇──山东青岛市了解到，该市拥有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等多所海洋科研教育机构，现有海洋专业技术人员5000多人，占全国同类人员一半左右。在青岛，海洋科技的发达促进了一大批新兴海洋科技产业的发展，如海洋保健品和海洋活性物质提取、海洋腐蚀和环保、海水综合利用等。这对提高我国海洋经济的产业水平、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十分有利。

　　但是我国的海洋科技发展总体水平仍然偏低。有专家指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科技投入偏少，成果产业化水平低，自主创新能力较差，科技贡献率不足20％。以新兴的、利润空间巨大的海洋药物研究为例，由于科技水平跟不上，我国的海洋医药产业发展受到巨大制约：已发现的药用海洋生物品种十分有限，大部分来自沿海或近海，与中国庞大的海洋资源总量相比很不相称，特别是微生物、浮游生物的开发偏少；海洋新药十分罕见，创新有待加强；海洋药物在重大疾病治疗方面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产、学、研结合不紧密；海洋生物医药的知识产权保护严重滞后，等等。

　　受海洋科技水平的制约，海洋经济的产业结构比较落后。海南大学张本教授告诉记者，海南省发展海洋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海洋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传统海洋产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一些新兴海洋产业尚未形成规模，产值过低。按2003年海洋产业的产值计算，海洋渔业占到海洋总产值的45.2％，滨海旅游业占37.6％，其余产业所占份额很小。同时，在各海洋产业内部结构也存在粗放型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的现象。在一些海洋经济已有长期发展的沿海地区，调整产业结构的任务也同样艰巨。

　　我们目前的海洋管理体制自身还存在多头管理、效率不高的弊端，人们的海洋观念还有待加强。这一切，都是我们在制定海洋经济发展战略之前必须考虑的问题。

　　“龙多不治海”

　　广西北海市合浦县沙田镇是中国惟一的儒艮自然保护区所在地。镇上有两个机构让许多人满头雾水：一个名为“广西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另一个为“广西合浦儒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筹建处”。前者为广西环保局下设机构，后者则是4年前由北海市水产局设立。红树林管理情况与之相似。北海市合浦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隶属海洋局，林业部门有意把它“攫”为己有，但海洋局不肯撒手。

　　争夺自然保护区管辖权，是利益驱动的结果。一是自然保护区可以开发为景点，能“坐地收银”；二是可以通过它争取专项经费。

　　《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涉及海洋环境保护除了军事船舶污染，还有4个部门：环保、海事、海洋、渔业水产部门。在笼统的“监督管理”职责下，海洋环保工作出现了“信息不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盲点众多”的状况。

　　北海市有不少名称类似的机构：“广西北海海洋环境监督中心站”、“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北海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广西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广西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分属不同部门；北海市涠洲岛的珊瑚礁，海洋局、水产局、环保局也各有担负管理保护职能的机构。北海市环保局副局长卢学军说到这样一件“轶事”：国家每年5月～9月对海滨浴场进行水质监测，做这件事的有“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北海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和环保局属下的“广西北海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前者通过中央电视台发布，后者在《中国环境报》公布；而对河流入海口采样除了这两个机构外，还加上水利部门的监测机构。“这些机构名称都差不多，连邮递员也经常错投信件。”

　　叠床架屋的机构，不仅不能有效处理海洋环保问题，还因为互不通气、“趋利避难”，导致管理空白。按照法规，新建、改建、扩建海水养殖场，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但由于没有明确负责部门，这项工作几属空白。北海市2004年因“花蛤螺”养殖引发规模性群体事件，直接原因就是海洋部门和渔业部门“各自为政”，环保部门缺位：海洋局按《海域使用管理法》，发放海域使用证，将沿海滩涂有偿出让给投资者，水产局发放养殖证，拿到这些证的养殖场却未经环评。投资者在养殖过程中大量使用氰化钠，导致海域生物大量死亡，引发世代赶海的农民强烈抗议。

　　涉海部门的“本位主义”使得对同一事实看法大相径庭。2002年6月，中央领导对新华社一篇关于北部湾海域养殖导致赤潮的报道作出重要批示，广西4个部门的调查结论颇有“意味”：区海洋局认为文中提到的“涠洲岛赤潮”并非赤潮，只是海水异常现象；区水产畜牧局引述辖下渔业环境监测中心的说法，认为也不属于赤潮；区环保局则明确认为“赤潮确已在涠洲海域出现”；关于红树林保护，区林业局认为“必须进一步明确我区红树林的培育、保护和管理统一归口林业主管部门管理”；区海洋局则称“保护区内红树林破坏现象近几年已杜绝”，“保护区以外的红树林，遭受的破坏比较大”。

　　一位接受采访的官员一针见血指出：海洋环境问题是“龙”多不治海，治海必先治“龙”！

　　设立统管机构，还须变革观念

　　海洋开发的问题涉及经济、能源、外交、军事和国家安全，是一个全局性的战略问题，需要统一协调。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国家海洋局、农业部渔业局、交通部海事局、中石油、中海油都在做着某些具体工作。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光琪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之为“群龙闹海”。曾长期从事海洋研究的另一位专家说：当前海洋研究的项目完全是按国家各个部门的需要进行专项设置，这边有事堵一下，那边有事堵一下，执行效率不高。

　　一些专家指出，必须建立统一的海洋统筹协调机构，以理顺当前各涉海部门在海上“各自为政”的局面。全国政协委员、汪品先院士建议，应成立国务院领导亲自挂帅的海洋委员会，从海洋权益、海上安全到海洋科技，全面负责我国海洋目标与政策的确定和我国海洋事业的统筹协调，下设专家委员会，使全国海洋工作的“棋”下在同一“盘”上。张本教授则提出，在省市一级也应建立相应的海洋协调办公室。

　　其实，对海洋资源的管理，不仅是部门之间权力的制衡，也存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利益的博弈。以海南省为例，近年来一直呼吁中央下放南海矿产资源的勘探开发权。约20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海域，全国人大赋予了海南省以管辖权，但海上矿产资源的开发却由国家直接掌控，这无疑让以海洋油气加工业为产业发展龙头的海南省感到极大不便。

　　但是，面对海洋经济的统筹协调问题，当务之急还是转变人们的海洋观念。有关人士指出，在过去，从百姓到地方政府官员，“祖宗海”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认为大海可以随便使用。近年来，各地通过贯彻《海域使用管理法》，借鉴国有土地的做法，对经济用海进行挂牌、招标、拍卖，有偿用海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当前，沿海各省区市正在做海洋功能区划和海上区域划界工作，将为各地的海洋经济开发建立初步的秩序。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王耀华指出，面对海洋经济开发热，必须树立新的海洋价值观，要实现“五个转变”：从狭隘的陆域国土空间转变为海陆一体的国土空间思想；从传统的海洋产业思想转变为开放的多元化的大海洋产业思想；从单纯的追求陆地经济效益的大陆经济思想转变为多层次、大空间、海陆资源综合开发的现代海洋经济思想；从海洋开发无序、无度、无偿的旧观念转变为有序、有度、有偿使用的新观念；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转变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推动海洋高起点、宽领域、深层次的开发。

　　面对海洋，当怀敬畏；开发海洋，先求自新。当中国经济开始全面接受来自海洋的洗礼时，我们需要谨慎前行，最终能够无愧于海的丰富赠予，同时留给后代一片洁净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