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国内的战略观察家们关注的热点。克林顿时期“战略伙伴关系”的蜜月错觉早已霜冻，自小布什2000年以来，中美关系颠簸起伏，中国一度被美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事实上国际社会都明白，这种外交术语的潜台词那就是战略敌人，但对今日中国，中美关系似已不能简单套用冷战的单极对立思维，于是，中美关系又被美方重新表述为“建设性伙伴关系”，在这种表面的跌宕中两国关系的变数和深层次战略冲突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仅仅是被阶段性的国际反恐因素所抑制罢了。对中国和平崛起和解决台海问题至关重要的中美关系，必须从导致两国战略对立的核心症结寻求答案，谅解和共识。

　　中美战略对立的深层原因

　　中美关系潜在的战略对恃和日益广泛的共同利益同时并存。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以战略利用为纽带的依存关系失去了基础，中美之间战略对立的潜在轮廓随之若隐若现。在中国选择改革开放和市场化道路的国策背景下，美国对华基本战略是“接触与遏制”。“9.11事件”使中美之间可能日渐增强的对立有了缓和的理由，国际反恐热战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在小布什第一届任期内，已被指称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中国在9.11事件之后被从新定义为“建设性伙伴关系”。中美在国际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安全以及商业贸易等方面都有广泛的合作基础和共同利益，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防范与遏制并不因此而改变。从地缘军事战略观察，美国全球军事力量的重心明显向亚洲和西太平洋转移，除了优化和强化西太平洋从日本到新加坡的岛链基地，美军利用反恐之机进入中亚腹地，与南亚的军事合作也呈加强之势，对台军售规模空前，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存在已构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美国阻止欧盟对华军售的意志也十分坚决。由此可见在中美关系正面发展的同时，美国对中国的疑惧是深刻而认真的，“中国威胁论”不仅仅是美国社会一般的公众舆论，也不仅仅是拉姆斯非尔德等流于言表的保守派政治家的孤立政见，事实上它是冷战之后美国对华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白宫的主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差异只是化解它的方略不同。尽管中国自邓小平以来在国际舞台上相对低调，并基本认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是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是否是国际社会建设性的和平力量，是否会挑战现存国际安全秩序意见纷纭，为了回应在国际社会并非没有市场的“中国威胁论”，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战略，解释中国将要成为世界大国的道路是一条合作和平的道路。但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看来，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并未解决如下几个关键的问题：

　　1，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帝国曾经挑战世界秩序的经验和记忆使人很难假设有朝一日羽翼丰满同出一源的中国是否会走上同样的扩张道路；

　　2，中国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3，意识形态分歧。

　　以上三点是美国以及部分世界舆论不信任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原因，也是中美战略对立的关键因素。

　　中美战略对立的后果

　　中美这种战略对立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巨大的阻力，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首先，台湾问题将因之而无法解决。在中美战略对立的国际背景下，美国的台海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最大极限只能是两岸“不统不独不战”；其次，中国将长期面临巨大的地缘军事压力，国际安全环境十分危险；其三，在国际政治中可能会被某种程度的边缘化；其四，将面临西方尤其是美国长期的高新技术限制和封锁；以上四种负面后果是中美战略对立的常态下的影响，假设中美关系在某种情形下从对立发展为对抗，在以上四个方面都将发生变本加厉的质变，其后果之严重可能会导致和平崛起战略流产。

　　中国和平崛起的理性选择与中美战略关系的可能调整

　　环视目前世界格局，中国断然不会也无可能选择本世纪曾经挑战国际秩序的德国，日本，苏联的崛起之路，合作与参与是中国唯一的也是理性的选择。在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中，过去的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全球化国际分工合作的受益者，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中国如果能够更深刻的溶入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不是与这个秩序隔膜，对立乃至对抗，未来二十年中国将奠定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坚固基础。能否抓住这个一去不复的战略契机，关键的因素之一在于与这个秩序的磨合，谅解及至共识，在于能否建构基于社会体制认同的互信而不是外交政策宣言。否则，在短期内我们可能可以利用美国反恐的安全危机，可以利用欧美某种程度的磨擦和矛盾，可以利用外交和经济手段调控部分矛盾，但最终会与这个秩序在整体上从潜在对立走向对抗。这个结局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内在逻辑是不相容的。

　　中美关系的战略调整从中国方面讲有赖于改革的深化和现代社会的成功转型，有赖于建立主流国际社会认可的现代政府运行机制，有赖于全球化国际观念及国际安全观念的调整，有赖于传统民族主义情绪和主张的稀释与消解，有赖于意识形态的革新与扬弃。自1978年以来，中国以改革的名义开始了走出斯大林模式的公开努力，这种方向是主流国际社会认可和鼓励的，包括美国再内的滚滚热钱流注中国，中国成为国际资本主要的投资目标，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中国加入世贸体系使中国经济有机溶入当代国际经济秩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跳跃。这使中国观察和评价国际问题的视角第一次有了跳出意识形态的现实利益基础。当中国的商业利益也全球化的时候，对国际航道的安全，对地区冲突，对投资对向国政治稳定透明以及法治和公正的要求，对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等美国及西方国家所关注的问题有了从前所没有的共同需要，正因为如此，中美之间合作的利益基础与共同范围也日趋扩大。如果中国不失时机地在完成与国际经济秩序接轨的同时启动与之相适应的政府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国际同构，中国与国际主流秩序的潜在对立因此而化解，中美关系的战略疑惧和防范以及由此而来的严重后果将随之淡化乃至消失，中美关系将进入黄金时期。

　　像许多国家一样，与美国的关系对中国而言，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与美国建立战略盟友关系是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逻辑要求，而由此关涉的中国现代社会体制转型以及刷新传统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观念，又是今日中国已以国际经济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要。中美战略关系理应从潜在的战略对立走向全面战略合作，以全球反恐为契机，走出冷战时代互为利用的功利主义模式，打造建立在某些主流价值原则和社会体制共识基础上的战略同盟，中国的国际环境将因之而根本改变。可以假设，如果中美之间能够建立类似二战之后美欧或美日之间那种战略关系，对中国和平崛起那将是最有利的国际环境，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也指日可期。如果中美真正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它将是二十一世纪可以预见的最鼓舞人心的重大事件，全球都将分享这两个伟大国家的合作和友谊所带来的巨大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