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计划在奥运会结束后让100万汉人移民到西藏。藏人一直对该地区不断增加的汉人感到不满，这是北京在企图稀释西藏文化。”即便是在北京奥运举行期间，达赖喇嘛依然不放弃任何抨击北京的机会。

　　8月11日，达赖喇嘛抵达法国戴高乐机场，开始了他为期12天的法国之旅。在巴黎演讲时，达赖指责北京对藏人实行“文化大革命”。这是“3.14”事件以来，达赖喇嘛对北京做出的最为严厉的“批评”。

　　达赖在奥运期间发表此种言论，或许会使这位西方眼中的“西藏精神领袖”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此前，内地主流媒体纷纷引述国家民委副主任丹珠昂奔的谈话指出，中央政府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商谈在北京奥运会还会继续下去。

　　在双方商谈前夕，达赖积极奔走西方各国，并发表上述讲话，被认为是向北京“喊话施压”，继续积累“政治资本”，以增加与北京谈判时的“砝码”。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达赖多年来的“游说政治”，北京方面也罕见的采取了具体的行动进行“回击”。6月下旬到8月初，中国“藏学家代表团”兵分三路，用一个月时间先后访问了欧盟以及比利时、德国、英国、瑞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

　　如此密集的安排“藏学家代表团”赴国外访问、讲学，此举被广泛解读为“北京针对达赖的‘游说政治’的直接反击”。稍早，英国《金融时报》还报道，中国政府正在寻找公关代理，处理西藏危机。

　　显然，在国际舆论上，长期处于不占优势的北京已经开始争夺主动国际舆论主导权，力图打赢这场境外的“西藏舆论战争”。

　　达赖的“游说政治”

　　奥运期间“出访”法国其实是达赖的“预定行程”，几乎每年，“西藏流亡政府”都会对达赖的“游说路线图”做设计。以近期达赖的“出访”情况为例，除了“法国之旅”外，7月25日，达赖还与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进行了会面，11月，达赖喇嘛将再度访日。

　　自1959年流亡印度以来，达赖一直将寻求国际支持作为工作重点，大肆操弄“游说政治”。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流亡政府”展开了以达赖喇嘛出访为中心的国际活动。达赖喇嘛以讲经传法、参加学术研讨会等名义，频频“出访”国外。尽管每次达赖都宣称自己的行程与“政治活动无关”，但是几乎每次“出访”，达赖都要发表若干“重要演说”，一些重要的“设想”和“提法”也大都是在“出访”期间提出的。

　　1959年6月，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

　　1987年，达赖在美国公然声称“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导致了“拉萨骚乱”。此后，达赖在美国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建议”，不久，美国国会就炮制出“‘西藏问题’议案”。

　　1991年3月，达赖访问英国时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此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改变，达赖在多次“出访“中，发表“建立大藏区、高度自治”等言论，公开叫嚷“西藏独立”的行为和口号逐步被“不寻求独立”“大藏区”“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所代替。

　　“3·14”事件后，在达赖的不断呼吁下，美国众院、参院和欧洲议会针对“西藏问题”通过了所谓的“决议”……

　　这些都是达赖“游说”的“成果”。半个世纪的流亡，使得达赖早已摸透西方大国的利益思维，懂得通过各种方式迎合取悦西方社会，谈论的话题尽是人权、和平、环保、文化……虽然，达赖的“游说”并未达到最终目的，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所谓“西藏独立”，但是其行为已经获得西方舆论的高度支持。

　　谋划七年的“媒体攻略”

　　此外，除了“四处游说”以外，达赖和国际上支持达赖的组织也一直进行着“媒体攻略”。

　　据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达赖制造“3·14”等事件的计划，早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就开始了。

　　该报道援引“自由西藏学生组织”一名协调员的话说：“当时达赖对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这一荣耀十分沮丧，但5分钟后，他突然意识到，奥运会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大好机会’。”于是达赖要求手下利用北京举办奥运会之机，让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达到“空前水平”，并布置该集团召开“媒体攻略研讨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奥运会达到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目的。

　　报道还称，达赖采取“媒体攻略”是听取了一家西方公关公司的建议。其具体方案是“由外及里，从国际到国内，让西方媒体一步步听信‘中国侵犯西藏人权’，将‘西藏问题’国际化”。在运作“媒体攻略”之初，为唤起西方媒体“共鸣”，达赖集团首先从达尔富尔问题入手。随着北京奥运会的临近，特别是“3.14”事件以来，这一切问题顺理成章的和“西藏问题”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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