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减少中西间的障碍，不仅是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成为思想创造者，用西方听得懂的语言去阐释自己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与西方的关系，这是中国软力量的基础

　　当听到中国国内有爱国呼声时，西方媒体往往会告诉其国内读者或观众，这是中国政府操纵的结果。然而，近来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中国留学生和当地华人抗议西方媒体的声音，开始让西方的部分普通民众和政府反思。从这种意义上说，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游行集会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一次挑战，并且取得了积极作用。

　　西方媒体把“藏独”运动道德化

　　报道中国负面新闻、歪曲中国形象是西方一些媒体的一贯做法，它们总是摆出一副道德面孔，认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西方媒体把“藏独”运动道德化，而把中国政府在西藏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妖魔化。在西方媒体的语境中，中国变成了“压迫者”，而西藏人则是“被压迫者”。支持西藏人“反抗”自然成了西方媒体当仁不让的道义选择。

　　西方媒体戴着道德面具的报道，对西方普通民众的欺骗性相当大，至少它让很多西方民众同情“藏独”。因此，才会有一些西方人走在“藏独”的游行队伍里。“西藏独立”的话语，也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并不是所有海外西藏人都是“藏独”运动的一部分。显然，西方媒体已经把西藏问题政治化，“藏独”、达赖喇嘛也成了西方手上的工具。这是达赖喇嘛所面临的困境和悲哀。

　　实际上，西方民众对待西藏也不是一边倒的支持声音。其中只有少数公开支持“藏独”，他们把支持“藏独”视为巨大的道德力量；大部分的西方普通民众，在西方媒体的报道下，他们对西藏的态度更多是同情。民众当中也有很多人去过中国、去过西藏，他们对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定了解，他们对西方媒体的报道是持怀疑态度的。还有一些学者则是能公正客观地理解“西藏问题”的，近来笔者参加的多次学术研讨会上，不乏有西方学者的反思。

　　“政治中国”加剧西方恐惧感

　　但这种反思目前很有限，远远不能上升到西方整个社会舆论的反思。西方媒体有其特点，很难说它们能代表自己的国家利益说话，也很难说它们能反映西方的真实情况。因为媒体出于发行量、收视率的考虑，炒作中国话题一向是它们所热衷的，就是说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它们自己的利益。

　　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还有其社会心理基础。在西方人的意识中，中国首先呈现的是一个“文化中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很多西方人从中国古典文化中获取对中国的印象。那时他们为中国文化着迷，那是一个跟西方没有地缘政治冲突的“文化中国”。对很多西方人来说更多的是一个只能感知的遥远的中国。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成了一个“经济中国”，并且展现出了强大的经济力量。从前那个遥远的“文化中国”，突然之间进入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中国制造”给西方人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影响。随着中国外在经济影响力的剧增，西方人对“经济中国”的危机感油然而生，并与日俱增。

　　而“政治中国”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西方的恐惧感。在很多西方政客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削弱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对西方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信心。冷战结束之前，西方与外界关系只存在过两种模式，一种是冷战时期与苏联阵营之间的相互孤立关系；一种是非洲、拉丁美洲等对西方的依附关系。而中国与西方发展关系的模式，对于西方人来说，是陌生的，既不孤立也不依附。中国一方面融入世界体系，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上坚持自己的模式。

　　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人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西方人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对于中国来说，要改变西方人的成见和思维定势，改变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并非易事，这同样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