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据说“愤青”一词本源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指欧美左翼思潮中，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中国大陆，最早的愤青是指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你认为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愤青在“文革”前后的产生？和国外的愤青相比，他们有哪些异同点？
张闳：由“知青”变“愤青”，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知青”的前身是“红卫兵”，多半是一些抱有革命情怀的年轻人。在成为“知青”的初期，也依然相信自己将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事实上呢？他们被放逐到陌生的环境里，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当初的理想破灭，人生毫无前途。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开始反思，1970年代中期，一些觉悟的青年通过阅读禁书和小氛围的思想交流，重新寻找人生的价值。直到“文革”结束后，他们的声音开始浮出水面，表现为“今天派诗歌”和“伤痕小说”等。
与1960年代西方的左翼愤青相比，知青一代的中国愤青更理性。1960年代西方学生造反运动与“嬉皮士”运动密不可分，他们更强调欲望、生命激情，在形式上跟“红卫兵”运动很像。但知青一代则是通过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和背离，来表达自己的。他们虽然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叛逆姿态，但更多的是耽于思考而疏于行动，较少具有破坏性。虽然他们也并没有表现出强大的建设性，但充满了对新的理想和价值的呼吁。在旧的理想和价值业已破产的情况下，甚至扮演了新的道德代言人的角色。
南都周刊：“文革”以后的1980年代，是慷慨悲歌的理想主义的天下，从文学上看，大批“知青小说”，表现一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另有一些作家以平民代言人的角色，描写社会下层的追求及幻灭，默默无闻中孕育的愤怒和反抗。有人说，以上社会因素促成了理想主义愤青的成长，比如梁晓声就公开宣布：我是一个愤青。这一阶段的愤青有什么特征？
张闳：“文革”后，国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通过高考、返城、招工等措施，知青大多得到了安置。更为重要的是，全社会有了新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实现现代化。至于如何实现且不论，但至少在理论上承诺了每个人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愤怒的理由不多。纵然个人有诸多不满，但在当时都被解释为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但“阵痛”。因此，当时的“愤青”所针对的大多依然是“文革”。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时期的社会理想虽然在理论上高唱的是“实现四化”，但公众的日常生活却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物质化。而对“红卫兵”、“知青”运动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一代人青春的否定。一代人已然失去了青春，如果又得到多少物质利益的话，他们的生命价值就显得很低廉了。所以才会有梁晓声这样的作家，他们试图通过文学重新在“知青”生活中发掘激情和理想辉光。让那些在新时代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的普通人，在对昔日时光的回忆中重拾青春理想，以赢得自我肯定。这是一个善意的动机，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旧梦，一个“一无所有者”的精神鸦片。
更年轻的一代人则不同，比如崔健。这一代对“一无所有”的理解，表现得更加坦然。他们更愿意以一种游荡的姿态，表达对现存秩序和价值的反叛。由此看来，梁晓声既不愤、也不青。崔健才是那个时代的愤青代言人。
南都周刊：1980年代后期，是理想主义逐渐告别中国的时期。一个例子，就是后来电影《保尔·柯察金》，解构了保尔·柯察金这个影响中国几代人心灵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这是否意味着理想主义愤青的归隐江湖，其原因是什么？
张闳：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是一个问题男孩变成革命战士的成长小说，这个过程，“知青”一代人已经演绎过一回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故事除了怀旧之外，不再有其他功能。而对于更年轻一代人来说，成为革命战士的机会也不多。即使没有这样一个剧本去建构它，它的意义也不如当年。人们在英雄梦想破灭之后，更愿意看见真实的、普通的自己。这个解构的故事只是这个时代精神变化的结果。如此而已。
民族主义愤青的崛起
南都周刊：1990年代，全球化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再度兴起。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分化，一些人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被冠以民族愤青之名。你怎么看待这一类愤青产生的背景？
张闳：一般而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才容易出现的。它出现在1990年代的中国，情况确实非常特殊。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当中，一般而言，这是中国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毫无疑问，它同时也是一个挑战。进入全球化体系会引发民族认同危机吗？
新的国际秩序需要学会新的外交原则。这些原则既有“丛林原则”式的强权政治，又有多重势力相互妥协的商谈政治。这两种交往原则，中国人都没有学会。既无力应对强权，又不懂得妥协。挫败感无可避免。这就刺激了100多年来中国公众最敏感的心理旧创——民族屈辱。100年的历史仿佛是一个圆环。在民族主义这一点上，官方新的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心理达成了空前的契合。对于愤青来说，适当地表达一下民族义愤，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心理上也是安全的。
南都周刊：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它有着怎样的影响？
张闳：尽管《中国可以说不》是一本刻意制造出来的粗糙之作，但它确实是合时宜的。“说不”，是表达愤怒的通行手段。国家可以“说不”，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说不”行为以合法性，而且，有可能将“说不”行为上升到民族国家大义的高度来予以肯定。这对愤青是一个强大的心理支撑。尽管他们未必知道为什么要“说不”、对什么东西“说不”和如何“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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