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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兵伐谋:易成懦弱借口
英雄理念,既是民族理念的精髓,又带领着民族理念的发展方向。中日两种不同的英雄定位,自然造就国人两种不同的眼光和视野。
从我收集的中日甲午战争资料来看,经常是日本方面上至山川地形、下至对手兵备,悉数掌握,而清军往往是敌人到了正面了,还估数不准(如平壤战役,清军情报夸大敌情有10倍之巨,甚至双方展开阵地战时还没弄清楚对方兵力),战场上尚且如此,何况国际大势、世界潮流?
中国人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所谓至善,这一战略思想却被贯穿在战术乃至民族心态之中,以此思想为武装,道(目的)、术(手段)相混,在现代战争和现代国际利益争夺中根本难以自保。孙子所谓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军事政治辨证关系,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风险:容易成为懦弱的借口,成为“曲线救国”的借口。谋、交、兵、城是相互关联的,而最基础的还是军事实力,总是想着伐谋,以为动动嘴皮子、使使小脑子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其结果自然是本末倒置。军事力量不行,就只能承受弱国无外交的痛楚,而军事、外交都缺少本钱,即使孔明在世,又如何玩转“上兵伐谋”呢?空城计毕竟是可一不可再的。
一本三国,谈的多是政治阴谋、个人霸术;一部二十五史,通篇谈的也都是帝王将相的潮起潮落、浪奔浪流。造就无数英雄的战争,其本质是什么?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延续,是经济、法律、外交的综合艺术,是与外部世界的横向交流,尽管是一种极端的方式。因其极端,所以必须未雨绸缪(Pro-active),必须要有开放向外的视野。所以,同样运筹帷幄,日本的伊藤博文被其国人视为大英雄,中国的李鸿章如能免于被指“李二先生是汉奸”就该加额庆幸了。
我们在三国式的英雄崇拜情结中,除了斤斤于权谋之术,获得治国平天下的虚幻快感外,于国于民于家又有什么实在的裨益呢?我们的历史学家,居然十分热衷于考据甲午战争谁开第一枪等等枝节问题,热衷于对敌人进行口诛笔伐,而回避更深层次的自我考问,惶论反省我们何以总是成为悲剧的主角!
相比较而言,日本人的战争记录却是对外经济、社会分析先行,在我收藏的不少甲午时期出版的日本书刊中,除了大量的战争记录外,主要就是对中国的各个方面的深入分析。如《日清交战录》的首页就是关于清廷禁止棉花出口对日本纺织业的打击的分析。
甚至在下一代的教育上,中日也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中国的精神保姆们(在他们眼中,十多亿民众都是需要引导的孩子而已)总是担心所谓暴力因素对孩子教育不利,从而要清理荧屏,令本土卡通充满了腻味和粗糙的道德说教和盛世美好的童话假象。而日本的孩子照样玩着充斥了近现代战争细节的电脑游戏。自十九世纪初就开始在西方盛行并一度成为上流社会时尚的“战争游戏”,200年后在中国依然被作为童年的毒药。倒是曾经生活在毛时代的我们,有机会过了个时时备战却也依然快乐的童年,没有被那些王子、公主以及乖孩子的虚幻玫瑰色童话所蒙蔽。“远离暴力”固然是个动听的理由,但远离暴力绝非远离忧患、远离危思、远离人类争斗的现实,在“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的假象中、在走样了的所谓“远离暴力”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当他们终于要走出温室时,会不会被一帘微风就能吹倒,惶论暴风雨了?这样的孩子中,能有英雄走出来吗?
改革的深度造就民族的深度
中日在英雄理念、战争理念上的差别,是从19世纪的中叶开始的。
那位在甲午战争中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多次死里逃生的德国贵族汉纳根(Hanneken),和中国人、日本人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对中日的差别看得十分透彻,在他的《中国书简》中一语道破中国现代化的浅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ChinesischesWissenalsGrundlage,westlichesWissenfürdiePraxis)是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导致现代化结果差异明显。
在洋务成为显学、海归成为新贵的晚清,中国还是抱持着中学为体的神牌不放,只在技艺层面上学习西方。而同时期的日本,则彻底地开始“脱亚入欧”,全盘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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