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国内对于轻、重机枪战斗用途的划分可谓泾渭分明，特别是通用机枪，基本上就是当作重机枪在使“乾坤能大，算蛟龙、元不是池中物。风雨牢愁无着处，那更寒蛩四壁。横槊题诗，登楼作赋，万事空中雪。江流如此，方来还有英杰。”
这半阙《酹江月》，出自鼎鼎大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之手，“蛟龙不是池中物”一句，与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比，不惶稍让，端的是千古绝唱！与此能相桴鼓的，在我看来，只有前人苏轼的“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以及后人毛润之的“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文文山英雄一世，慷慨就义，不仅成为华夏民族的丰碑，也成为东邦日本的敬拜偶像及武士道的精神源泉，成为明治维新的精神力量之一，当时不少日本志士还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气歌》，高唱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奔赴沙场。
扩张与防御：造就两种英雄
中国英雄多为悲剧的主角，故事也多发生在民族内忧外患的悲秋。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张自忠，每一位都因为抗击外侮而将英名铭刻在我们民族的凌霄阁中。
日本的英雄，如伊藤博文、乃木希典（日本陆军军神）、东乡平八郎（日本海军军神），乃至后世的山本五十六等等，都是因为开疆拓土而被供奉在靖国神社（尽管这个名字令我们华人这么刻骨铭心），受亿万日本人的祭奠。
中国英雄的防御性、日本英雄的扩张性来源于两国的军事战略不同。在美国学者布鲁斯（EllemanBruce）所著的《1795-1989之近现代中国战争》（“ModernChinaWarfare，1795-1989”）一书的序言中，认为中国的战争都是平乱、抵抗外敌等为主，采用的都是防守策略，目的都是希望推动或维持国家的统一。
的确，让我们回眸历史，除了本身就是异族入主的蒙元、满清以外，自汉以降的整个中国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基于扩张的战争。中国历史的英雄都是被动地被异族的铁蹄激发起来，都是要到了“不愿做奴隶”的“最危险时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大汉王朝霍去病主动出击、纵兵大漠的神武事迹，在其之后几乎是绝迹的；“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李太白吟咏霍骠姚的《胡无人》，也从此成为中国文学的绝唱。到了唐代，“但使龙城飞将在”也不过是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诗句），越过阴山去主动出击的雄心是早就没有了的。岳武穆可算是后世罕见的英豪，用川话说是难得的民族“雄起”，但他能发出“直捣黄龙府”乃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言，却难以躲避风波亭的千古恨事。至于林则徐，一个被称为民族英雄的高官只会焚烧鸦片、驱逐洋人，关起门来打狗，他的英雄性可能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上——这当然不是林则徐个人的悲哀。
与此相比，日本的英雄们野心勃勃，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兽性勃勃。日本整个国家战略都是进攻性的，有不少学者都论证了这是因为其乃小国浮于大洋之上，必须御敌、甚至主动迎敌于国门之外，否则，小小的本土毫无战略纵深，很容易被逼到“最危险的时候”。客观地看，所谓军国主义和扩张战略，也有其相当的必然性，就如二战前的德国要争取“生存空间”一样，这是一个资源贫乏、区位局促的国家、民族的本能。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确立了“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天皇《御笔信》）的基本国策，与中国历来奉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同，日本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在主权线之外，还有一条利益线。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所谓的“防守主权线”就是守住碗里的，“保护利益线”则是看着锅里的。这一“利益线”理论直接成为甲午战争的推动剂。
在这样的国家战略之下，日本的英雄当然是外向的、进取的。
“道义”英雄：无能与无奈
战争思想如取守势，则所谓征战、所谓外交，无非是自卫的辅助手段而已，很少主动跨过边界。这种“反动”（Reactive）和“被动”（Passive）的内向惯性折射在英雄行为上,即为短期行为和短视,浑然不觉国际事态。比如民族英雄林则徐,禁烟手法即为十分典型的中国特色，简单、粗暴、缺乏技巧，如同对待治下愚民一般，以行政手段处理一切，这实际上还是一个旧时代的、蒙昧但廉洁的官员，在以旧手段应对新世界新事物。其本人虽已明白了要“睁眼看世界”，但依然是昧于形势，在外交分寸的拿捏、后果的预计和应对等方面都十分盲动和被动，完全没有士大夫束发受教以来就被教诲的“上兵伐谋”和“知己知彼”的从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最终令满腔热忱化为举国碧血，徒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慨叹！
反观日本的英雄,在那著名的高升号（Kowshing）事件（日本军舰击沉了运送中国军队的英国商船，引爆甲午战争，其后十年中日英为此纷争扰扰）中，“肇事者”日本海军浪速舰的舰长东乡平八郎，就对国际法有相当深刻的理解，所以敢于在彼时悍然下令攻击，而后又积极营救欧洲船员，手段老辣，作风硬朗，稳、准、狠，拿捏得恰到好处，日本外交界也在此后的证词收集、法理辩论等方面成效显著，最后结果证明这位看似卤莽的“海归”军官（他留学英国八年）是走了一着精妙的险棋。便是作为仇敌的我们，痛恨之外对此也是不能不佩服的——有哪个中国军官，从清代到现在，有这样的胆魄和眼光？！——看看我们自己的大使馆被炸、军机在家门口被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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