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政权从铁托到后铁托时代政权交替转变的方式,实际上是从强人铁腕统治的一极直接过度到了无政府状态的另一极.这可能是导致南联邦解体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3。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由于历史地理方面的原因，南六个共和国两个自治省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传统上,北部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工业化水平比较高.最落后地区之一的科索沃的人均产值只有斯洛文尼亚的一半.经济最发达的斯洛文尼亚一个共和国就提供了南联邦20%以上的财政收入.而南部的马其顿科索沃则更多的需要联邦的财政补贴。对此,提供联邦财政收入较多的斯洛文尼亚对于这种局面日渐不满,到南联邦解体前夕,不断拖欠减少应向联邦上交的财政收入份额,联邦财政收入的减少,直接影响了联邦向马其顿科索沃等落后地区提供财政补贴的政策,这反也引起这些地区对联邦的不满.从经济发展方面看,脱离南联邦,可能更符合斯洛文尼亚等较发达地区的利益.
4。族群问题.
如前所述，历史上，南斯拉夫地区是个民族融合很广泛的地区。如果用现代的单一民族概念划分这一地区的居民,可能并不确切.称呼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马其顿人,阿尔巴尼亚人,在族群分辨时可能更清楚.
基于地理，历史文化等原因，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都在这一地区有各自的势力影响范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地区以天主教为主,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的居民多信奉东正教，波斯尼亚是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混杂的地方,科索沃兼有信奉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缺乏长久的历史共生演化,没有一个人口/文化占绝对多数的单一民族/族群,这种民族融合的基础还是比较敏感脆弱的.
这些族群之间,对现代族群关系影响比较大的历史部分有两段。其一,在土耳其人统治南斯拉夫地区的数百年间,穆斯林人口处在支配地位,其它斯拉夫人则处在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其二，二战时,克罗地亚成立的亲纳粹德国的政权曾经积极参与了德国人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很多塞尔维亚人被屠杀.
二战后铁托推行了积极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融合的政策。战后几十年间,各个族群和平相处,不同宗教居民之间的通婚率超过了30%.南联邦全部人口两千二百万人里面,有两千万人讲塞尔维亚语.人口分布也不再以宗教/族群为界,对于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联邦给予大量的补贴扶植.从南斯拉夫六七十年代的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成果来看,这种民族融合的政策还是很卓有成效的.
可是，对于个人野心膨胀别有用心的政客们来说,挑动种族,宗教或是族群间的矛盾,造成分裂对立,总是实现个人野心策动分离主义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现代的南斯拉夫,也不例外.天主教地区和东正教的对立,伊斯兰教群体和东正教群体的重新反目,再次撕裂了南斯拉夫社会.
5。外债问题
在南斯拉夫经济高速发展增长的七,八十年代,南也欠下了大笔的外债,累积到八十年代末,接近了二百亿美元,外债额占了南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这个数字的国际警戒线好象是在15%）.南联邦大量举债,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南的社会形态也迅速转向西方的物质消费主义,人均的资源物质消耗增长迅速,大量进口奢侈消耗品耗费了国家有限的外汇.而同期,南的生产率和工业出口却并没有那么高的增长率.借债消费,为南的经济发展留下了致命的安全隐患。
国际舞台方面,为独立于美苏两极,五六十年代,南斯拉夫积极推动发起了了不结盟运动.61年,在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努力之下，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不结盟运动鼎盛时期拥有一百多个个成员国。联合国三分之二的会员是该组织的成员国，作为不结盟运动的盟主,南斯拉夫在对外援助方面开支巨大,这势必消耗了自己相当的国力。在这方面，中国大概也有过很深刻的教训。
6.国民对于国家发展危机的认同问题.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多数社会成员对个体的合理社会经济权力和社会整体发展利益关系的理解认同问题,决定着一个社会能否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进步.很多传统社会形态逐渐转型到物质消费社会以后,一个普遍出现的问题是,个体成员在更多的关心个人应该享受到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种权力的同时,却忽视或是罔顾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目标.当社会整体发展遭遇到危机的时候,个体的利益必然会受到影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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