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复兴，周边国家异常敏感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韩国方面时常传来一些杂音。《中央日报》网络版去年12月27日刊登文章“无礼的中国外交”，就中国驻韩大使宁赋魁12月21日拜会当选总统李明博并邀请他就职前派特使访问中国一事发表评论，称“这会让人想起向中国统一王朝朝贡并接受册封的朝鲜王朝的样子。”（详细报道见本报2007年12月28日第3版）

　　由于在韩国生活过较长时间，笔者对这种议论已不觉得奇怪和新鲜了。当年韩国人就怪上一任中国驻韩国大使太年轻，年仅四十几岁，让他们想起了袁世凯27岁时即担任清政府驻朝鲜“总督”。一个月前，笔者第十次赴韩参加会议，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韩文版译者、资深的李研究员竟然在研讨会上说“中国要吞并朝鲜”。我反问他何出此言；同是此书中文版译者，为何我批判此书逻辑而他竟成此书观点的俘虏。学者的逻辑如此，普通人就更不用说了。笔者的一位韩国朋友是中国通，他曾这样说，2006年的中非论坛期间，胡锦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48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其情形就让他想起了大唐盛世时中国皇帝接见各国朝贡使团的历史场景，而此时中国荧屏正热播《贞观长歌》！

　　沉浸在复兴、崛起之中的国人，大概奇怪韩国人为何如此不可理喻？由于历史和领土纠葛，中韩两国民间存在广泛的不信任，主要来自韩国方面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因为中国毕竟在历史上对亚洲有着决定性影响，现在又崛起成为地区强国和世界大国，并已经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

　　其实，不只是韩国，蒙古、东盟、印度等中国周边邻居对中国多有担忧，比如蒙古有人称美国为“第三邻国”；新加坡有人担心成为中国的“飞地”；印度有人仍然难以摆脱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阴影，认定中国今天的一举一动，皆有冲着印度的可能……

　　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使周边国家以避免最坏而非追求最好的心态，拉着美国“对冲”中国崛起的风险，并对亚洲地区一体化多有顾虑

　　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源自周边国家人民按照现代人的认识和需要来解读历史。比如韩国许多博物馆将一些历史上的朝鲜国王翻译成为朝鲜皇帝，因此片面的历史记忆塑造出的民族悲情，导致了对中国的偏见。一些人说，中国在历史上侵略周边国家，其实是以现代西方主权国家逻辑来解释古代中国与它们的关系，将主权平等观念生搬硬套到他们祖先头上。

　　从现实层面说，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折射出中国周边邻国的小国情结和弱者心态。比如，在东南亚地区，流行着“人为大象、我为草地”的比喻：将中美比作两只大象，不管它们嬉戏还是打架，草地都要遭殃。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韩国的民主优越感在下降，倡导“价值观外交”正折射出某种挫折感。

　　从未来层面说，周边国家往往采取“对冲”策略来应对中国崛起。所谓“对冲”，其实就是要借助“第三种”力量来制约中国的崛起。日本人的海上霸权与陆上霸权对抗逻辑，韩国人在龙（中国）与鹰（美国）之间抉择的心态，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都将中国作为防范的对象，于是拉着美国来“对冲”中国崛起的风险。

　　中国周边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根本原因在于原本和谐的存在，被错乱的时空逻辑给割裂开来，即周边邻国人民按照现代的西方国际体系观来解释历史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以悲情诉求唤醒国内的民族主义，以避免最坏而非追求最好的心态对冲未来的风险，对亚洲地区一体化多有顾虑。

　　用分裂的西方世界观来理解东方，是亚洲至今纷争，追求“你的”和“我的”等等认识歧见的根源

　　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更多地关注与全球化的磨合，即现实的矛盾，因此中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体系。韩国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则提醒我们，更应注重中国崛起的时间逻辑。

　　这一时间逻辑说的是，中国崛起，是参与国际体系的结果，将来不会、也不能恢复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但中国崛起客观上将打破“西方的就是世界的”这一国际政治逻辑，倡导以亚洲观点看亚洲。当然，这绝不是什么亚洲版的门罗主义，而是还原世界多元、自在状态的客观事实。

　　正如法律与道德同为调节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两大支柱，中国崛起不仅要注重现有的国际法、国际体系，更要注重历史传统。比如，南海问题，国际海洋法解决问题不尽合理，南海也不能回到过去那样中国盛世时的传统。将来必然要在现实和亚洲未来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平衡，既追求中国与有关国家领海关系的合法性，又兼顾合理性。

　　中国与周边关系的麻烦，归根结底，是两种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对立。传统亚洲体系思维是从血缘、感性基础上以家的视角外延至国际；西方世界观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平等观、主权观，定位在人口、领土、政府、主权为单元组成的民族国家间。

　　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上形成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悲剧。用分裂的西方世界观来理解东方，是亚洲至今纷争，追求“你的”和“我的”，纠缠于现代和古代的正统性继承问题等等认识歧见的根源。今后，亚洲共同体观念的确立和亚洲的真正和平繁荣必将建立在新的国家、民族观念的基础上，同时走出后西方殖民体系和观念的阴影和大中华的历史阴影，使亚洲成为亚洲，使现今亚洲人成为他们自己。这绝不是古代亚洲秩序和观念的再现，而是建立在当今权力、制度与观念分配基础上的超越古代和现代、超越中国和西方的全新秩序，这将是现代与古代间的妥协、东方与西方的交融。在此之前，我们要避免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霸权观，比如以民主政体歧视对方，或者以文化优越感歧视对方，避免想当然和不尊重对方的单边主义想法和举措。

　　鉴于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存在着传统东方概念与现代西方观念的冲撞，我们就应该注重中国崛起的历史意义和未来意义，即中国崛起将推动亚洲的整体崛起；只有亚洲整体的崛起才能打破西方后殖民体系的影响及古代与现代的霸权意识，使亚洲真正走向自立。▲（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