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席胡锦涛将于11月20日抵达新德里。而四周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在东京向辛格总理展示他眼中的“新亚洲秩序”（有所指地把中国排除在外）。

    胡锦涛的访问将是中印友好年的顶点的标志，但安倍的则是一种谄媚的邀请，邀请印度坐上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桌。安倍把它称之为基于共同民主价值的四角对话。日本不再提印日中三方战略合作。相反，他们强调印度在2002年超过中国成为“日本海外发展援助”的最大接收者。

    安倍在他《走向一个美丽的国家》一书中表示，“如果在另一个十年日印关系超过日美和日中关系，这并不奇怪。”他认为，“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关系鼓吹一种年份久远的世系。除了日本佛教神殿和印度神的文化联系，泰戈尔在1916年至1929间的五次访问、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的战时同盟、以及鲍（Radha Binod Pal）在东京战犯审判上的异议都势必造成一些影响。印度在技术上是二战的胜利者，但放弃了美国为首的旧金山会议，拒绝赔偿，并单独签署一份不提及战争的和平条约。

    但印度拒绝积极回应安倍，避免令中国不愉快。中印贸易的增长到176亿美元，威胁要赶上印美贸易的268亿美元，而印日的贸易衰退到只有65亿美元，这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边界辩论从1962年喜马拉雅之战后就举棋不定。

    因此，辛格宣布，印度将不参与牵制中国的战略。这也是为什么穆克吉（Pranab Mukherjee）在6月以国防部部长身份访问东京时，违逆日本对中国军费增加和缺乏透明度的表述，回应说中国的军队一向庞大。但在印度洋和平区的老问题上，穆吉克提出印度人对中国的不安，这让人想起邱吉尔对苏联的描述，“一个笼罩在疑云里的迷”。

    新加坡李光耀建议印度人不要对中国“偏执和猜疑”。但即使国会的左翼都不会为一个从西藏用数百导弹瞄准印度的国家辩护。尽管在信息行业的联系加大，全球战略利益上还没有交汇点。

    有人认为如果日本必须为战时暴行道歉，那么中国也应该为1962年的入侵道歉。有人问，为什么胡锦涛此行在印度花四天而在巴基斯坦花上七天。人们猜想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强大外交和军事/核联系只是一个制衡印度的工具。它怨恨中国占领阿克塞欽并宣称阿拉那契佩拉德主权，同时享受克什米尔不属于巴基斯坦的那部分领土的赠与。

    只有明白日本对中国军事化和不透明的忧虑才能解释官方最近的决定，如加强对达赖喇嘛的达兰萨拉（McLeodganj）总部的外交，对中国投资者施加严格的安全限制，并把他们从机场、海港和电讯、信息等敏感行业中排除掉。

    向胡锦涛之旅承诺的在学生交流、投资保护以及地区贸易等事情上的12条协议不能结束这种警惕，除非胡锦涛宣布走出去年的领土解决方案的“政治参数和指导方针”协议，一劳永逸地解决边界问题。

    无论安倍“新亚洲秩序”会否实现，他的邀请会令胡锦涛介怀。让他以为四方对话已经搁置并不符合印度的利益。外交在于选择和选项，不在于确凿的事实和机会的丧失。（作者：Sunanda K Datta-R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