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１９９３年春至１９９６年夏，我在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任政务参赞。在此期间，总的看中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发展较快、较顺。但与１９９２年中以建交前相比，两国在对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则渐渐显露出来，成为两国关系中时常遇到的一个较麻烦的问题。

　　以想在大陆、台湾玩太极

　　中以建交前，以色列历届政府都对台湾问题采取低姿态。从以色列建国到中以建交，以色列历届政府鉴于其在阿以冲突问题上对中国政治上所求较大，同时从重视中国大国地位及看重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等长远考虑出发，在台湾问题上一直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不久，以色列就宣布予以承认，成为整个中东地区承认我国的最早的国家。在中国为恢复其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中，以色列与中国当时虽没有外交关系，却毫不犹豫地投票对我予以支持。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曾批评过以色列推行犹太复国主义和侵略扩张政策，以色列对我则从不反批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以色列从不与台湾当局发展官方、政治关系。

　　两国建交后，以色列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却逐渐起了变化。以色列从与台湾互设经济贸易（后改为经济文化）办事处、默许台北驻特拉维夫办事处在以色列代发签证、搞“双十节”伪庆活动以及默许台湾高级官员访问以色列，直到谋求向台湾出售武器，甚至同意李登辉到耶路撒冷朝觐，对以色列进行“私人”访问，与台湾当局的关系一步步地向前发展。以色列政府的对台立场严重倒退。

　　以色列政府对台立场逐步出现上述变化主要还是其在新形势下实用主义倾向有所抬头这一内因使然。鉴于以色列长期追求的以中建交并以两国建交带动一些亚非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目的已经达到，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也使以色列对中国在政治上的所求相对有所减少，因而其同台湾发展关系的顾忌也较前减少，同时鉴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断上升，以色列政府在台湾金钱外交的利诱下，企图既进一步同我加强关系，同时又与台湾当局发展关系，从而脚踩两船，两头受益，捞取最大经济实惠。

　　打掉以向台军售的企图

　　中以建交后头两年，即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中国与以色列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大体有以与台互设办事处、以默认台北驻特拉维夫办事处代发签证、台湾“外交”次长访以及以色列打算向台湾出售武器等几个方面。相比之下，售武问题较之其他问题更为敏感、重大。因此，中方在就上述问题与以色列政府分别进行交涉的同时，把外交交涉的重点放在打掉以色列企图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重大问题上。经过耐心做工作，中方终于成功地使１９９２年以色列想向台湾出售武器及１９９３年以色列打算参加台北武器展览会的计划胎死腹中。就１９９３年台北武器展事进行交涉是我去以外交部主谈的。我指出与我建交国不得与台有军事交往，不得对台售武，也不得向台转让制造武器的技术。记得以外交部东北亚司司长在答复我时，先是将其外交部的说辞一字不漏地念了一遍，重申了以色列政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与台湾当局发展政治、军事关系的立场。我听了上述原则表态后，仍要求其明确关于武器展事。他于是说，以色列不会去参加台北武器展览会了。这样，我方进行的这场交涉较顺利地取得了成功。

　　李登辉在以搞金援外交　

　　在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５年这一阶段中，中以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有新发展。主要问题有：以色列默许台办处在以色列搞“双十节”伪庆活动，并允许以色列中、下级官员出席，向台办处颁发具有半官方性质的汽车车牌，与台湾经贸官员的互访增加，特别是以色列政府同意李登辉于１９９５年４月访以，使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发展到了一个顶点。因此，千方百计地将此访问打掉，则成为中方当时的一项中心工作，也是中方在以色列开展的涉台交涉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场交涉。

　　为取得这场交涉的胜利，我们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仔细研究和缜密剖析。

　　李登辉挖空心思搞什么“度假外交”、“过境外交”、“体育外交”等把戏并不鲜见。但这场外交交涉的形势又有其自身的特点。第一，１９９４年春天达赖喇嘛以“私人”名义访以，若一年后李登辉再接踵访以，势将对中国造成更大的政治危害。第二，李登辉对中东地区的“元首”外交尚属首次。若让他的如意算盘打成功，势将在中东开创一个恶劣的先例。第三，李登辉访以不是尚在磋商之中，而是已经确定，并且同意其来访的决定是由以色列最高实权人物拉宾总理本人做出的。要以色列政府改变决定绝非易事。第四，以色列政府同意李登辉访问的回报是台湾当局向以色列提供３亿美元的投资。对仅有５００多万人口的以色列来说，这笔投资无疑不是个小数，因而受到以色列政府的垂青，更受到以色列经济界一些人士的热烈欢迎。以方不会轻易放弃这相当可观的经济利益，更增加了我方进行交涉的复杂因素。第五，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圣地。李登辉访问以色列的借口之一是，他要以基督教徒身分到基督教圣地朝觐。以色列不拒绝世界上任何个人或宗教教徒到以色列旅游或朝觐，这为打掉李登辉访以也增加了困难。

　　多渠道阻止李登辉访以

　　我们从实际出发确定了如下对外交涉的方针和策略：

　　（一）以国外为主进行交涉，国内外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驻以使馆在外交第一线，可同对方高层领导直至最高决策人直接接触和当面做工作。与此同时，国内也积极对以色列驻华使馆做工作。

　　（二）重点做拉宾总理的工作，同时广做其他高层领导和有关人士的工作。拉宾是决策者，但在面见他做工作之前有必要先“扫清外围”。为此，林真大使和我分头去做总统、议长、外长及多位内阁部长、外交部主管官员、以色列前任驻华大使和经济界有关人士的工作，一方面说服他们，一方面请他们协助做拉宾总理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林大使再去面见拉宾总理，重点做他的工作。

　　（三）在做“外围”人士的工作中，以做外交部主管官员和对拉宾有影响力的经济界头面人物的工作为主。与拉宾总理友谊甚笃的以经济界巨擘埃森贝格同我国长期以来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对拉宾的决定有异议，故我们通过他去对拉宾施加影响。埃森贝格多次面见拉宾总理做说服工作。

　　（四）向对方表明，政治关系无麻烦将大大有益于双边经贸、科技关系。我们强调李登辉访以就是制造“两个中国”的政治实质，要求以政府以实际行动表明其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此外，我们也表明，中国愿意进一步发展、扩大两国经贸、科技合作。如条件成熟，中国主管经贸和科技工作的高层领导都有意在近期内访问以色列，与以方讨论进一步加强两国经贸和科技合作的问题。

　　（五）以正面做工作为主，但又保持必要压力。我方除强调中以关系良好之外，还希望以方不要为眼前一点小利所动。若以方在李登辉访以问题上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以关系势将受到严重影响。

　　（六）对以方面可能以宗教为由提出不好拒绝李登辉以基督教徒身分到耶路撒冷朝觐的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李登辉访以是重大的政治和外交问题，而不是宗教、私人访问的问题。同时强调，以政府在中以建交前能有效地控制以色列不同台湾方面发展官方、政治关系，现在也同样有能力妥善处理好李登辉访以问题。

　　由于中方决心大，准备充分，策略较对头，交涉较有力，我们终于促使拉宾总理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取消了李登辉访以计划，取得了这场外交交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