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和伪满军队在中蒙边境东段不断挑衅，准备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蒙古与苏联遂于1936年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苏军第二次进入蒙古，蒙军在苏联的援助下迅速扩军。当时蒙军完全接受苏联外贝加尔军区和驻蒙苏军的指挥，实际上成为苏军的一部分。期间，苏蒙军队与日军爆发了诺门坎事件（苏蒙方称哈拉欣河战役），双方共动用15万军队，最终苏蒙军队粉碎了日军的挑衅。时任驻蒙苏军第1集团军级集群司令的朱可夫由于在此役中指挥有方，脱颖而出走上了历史舞台，并最终成为一代名将。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蒙古在苏联军事战略中的地位迅速提升，根据1966年签订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军第三次进驻蒙古。当年，苏驻蒙第39近卫集团军所辖3个摩步师和2个坦克师约6.5万人，中型坦克1400余辆；驻蒙苏空军2个师又2个团约1万人，各型飞机260余架。蒙军则将指挥权完全交苏军掌握，蒙军充当了苏军在后贝加尔战略方向的一个战役兵团，其军事装备也全部由苏军无偿提供，苏蒙两军每年均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演习，两军完全实行了一体化。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正常化，特别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驻蒙苏（俄）军全部撤出蒙古，蒙古开始针对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调整军事战略，其对外军事交往也发生了彻底变化。
现实：以“第三邻国”为依托的多支点平衡军事外交
根据蒙古新的军事战略方针，蒙古在军事外交上一直坚持不结盟、多支点、与中俄两大邻国均衡发展关系的指导思想。强调与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美、日、印、以及欧洲国家等建立军事合作关系，将区外军事强国视为“第三邻国”，通过与“第三邻国”发展军事关系达到制约中俄两大邻国、提升自身地位的目的。同时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多边联合演习、地区安全论坛等活动，构建和巩固区域安全和多边军事互信机制。
蒙古领导人和军方均认为，同中俄两大邻国保持和发展等距离友好关系对蒙古而言十分重要。冷战结束以来，蒙古一方面迅速改善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开展广泛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逐渐恢复和加强与俄罗斯的传统军事友好关系，稳步、平衡地推进与中俄两大邻国的军事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自1990年以来，蒙古为改善蒙中两国军事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蒙方率先提出互派武官问题，并主动邀请中国内蒙古军区司令员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于1991年3月访问蒙古。此后不久，蒙古与中国互派了武官，并实现了两国国防部长的互访，正式建立了两军最高层级之间的相互交流渠道。近年来，中蒙两国之间军方高层和较低层次之间的军事交流逐年增多。仅1994年至2000年的6年间，中国向蒙古国防领域提供的无偿援助就达2002万元，目前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1992年驻蒙苏（俄）军全部撤出蒙古后，由于俄罗斯停止向蒙古提供包括武器装备、人员培训和装备维修在内的无偿军事援助，同时宣布接管原苏联驻外部队后并未授权原驻蒙苏军将造价1.174亿卢布的最后一批营房无偿移交蒙方，使双方军事关系陷入低谷。由于蒙军过去一直依赖苏联援助，蒙军武器是清一色的苏式装备，如果长期得不到维修和更新，将使其国防能力受到极大影响。此后，蒙古政府总理和国防部长等领导人多次访俄，希望妥善解决双方在国防和军事领域存在的问题，但均未取得实质进展，导致俄蒙军事关系日渐疏远。此后，蒙古提出“全方位边防”理念，开始逐步在蒙俄边境一线部署边防部队，改变了过去两国“有边无防”的局面；1993年，蒙军还首次举行了以俄罗斯为假想敌的首长司?约东扩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和美国单边主义政策日见明显，俄罗斯逐渐意识到蒙古在冷战后对其仍拥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旦这个昔日盟友被敌性国家所控制，俄罗斯不仅可能面临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其战略后方也将完全暴露。因此，俄罗斯开始迎合蒙古发展两军关系的愿望，改善和发展两国军事关系。
1999年，蒙俄两军借哈拉欣河战役60周年之机恢复高层交往；2000年，俄军总参谋长克瓦什宁率俄罗斯军事代表团访蒙，成为自驻蒙苏（俄）军全部撤离蒙古以来访问蒙古的最高级别军事代表团；同年，俄总统普京访蒙，并与蒙方确定了加强军事技术领域合作的有关问题，标志中蒙俄军事关系的全面恢复。近几年，两国在军事技术、边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两国军事关系得到日益加强。
蒙美军事关系是冷战后蒙古对外军事关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环，特别是美国出于构筑亚太军事安全体系，遏制中俄，增强干预亚太地区军事行动能力的需要，大力加强对蒙古的军事渗透，积极发展与蒙古的军事关系。1991年，蒙美互设武官处，正式建立军事关系。此后蒙美军事关系开始迅速提升，两军高层往来频繁，美方开始向蒙古提供各种形式的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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