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初中教科书的审定工作由文部科学省负责，并由其挑选民间教育界人士组成“教科用图书检定调查审议会”(简称“审议会”)具体运作此事。“审议会”对送审的课本进行推敲，并对不恰当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出版社要依据意见对送审本进行修改，但是如何修改由出版社决定。在所有8家出版社的教科书中，扶桑社的两部教科书(历史、公民)是被标注修改意见最多的，其中历史教科书124处，相当于其它7个版本平均修改意见的2.4倍，修改意见一半以上标注在日本近现代史部分。
有关卢沟桥事变，扶桑社版送审本中表述为：“1937年7月7日夜，有不明身份者向正在北京郊外卢沟桥演习的日军开枪。直到次日，中国方面依然枪声不断，双方陷入战斗状态。事件本身只是微小的摩擦，可以谋求当场解决，但是对方与日本的冲突持续发生，使解决非常困难。”修改后的表述为：“日军为维持满洲国秩序驻兵北京周边。1937年7月7日夜，有不明身份者向正在北京郊外卢沟桥演习的日军开枪，双方陷入战斗状态。日方曾经谋求和平解决，后又决定出兵。”
南京大屠杀在这里被称作“南京事件”，送审本中表述为：“东京审判认定，这一时期日军杀害了大量的中国民众。有关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资料上尚存疑点，见解也是各种各样，一直到今天还在争论不休。”经过修改后表述为：“日军占领南京后，造成了中国军民的大量死伤。有关这一事件的死亡人数，资料上尚存疑点，见解也是各种各样，一直到今天还在争论不休。”
在亚洲各国与日本关系这一段中，修改意见注释了3处之多。送审本中表述：“日本的南方进出(编者注：即日本侵略东南亚)最初是出于日本‘自存自卫’的目的，但同时客观上也起到了推进亚洲各国独立的效果。”修改后的表述为：“日本的南方进出最初是出于‘获取资源’的目的，但是客观上也成为加速亚洲各国独立运动的契机之一。战败后，日本对这些国家进行了赔偿。而且大东亚共荣圈的想法也遭到批评，认为是为日本发动战争和占领亚洲正当化所制造的口实。”
另外，有关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期强征“随军慰安妇”问题的表述则整体后退。在本次通过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中，只有帝国书院版本将其表述为“战时被送入慰安设施的女性”。其他出版社都在送审阶段完全剔除了“慰安妇”一词，而在1995年审定公布时，全部7家出版社的版本都记述了这一词汇；到2000年就只剩1家记述这一问题；今年“随军慰安妇”一词则彻底退出初中历史教科书。同时，“三光政策”、“731部队”等日军所犯罪行在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再也找不到了。
扶桑社版教科书从炮制阶段的基调就是否定历史、美化侵略，其所做的“修正”也只是对其谎言的粉饰，结果是越涂越黑。对这一点，“编撰会”并不否认，甚至还在其会报上自称是“完全脱离旧敌国的自由教科书”。其实，为了先声夺人、早占市场，从去年7月开始，扶桑社版教科书的送审本就开始渗透到地方教育委员会以及民间教员中间，文部科学省初级中级教育局长钱谷真美也于6日证实，自己曾经3次指示“编撰会”回收送审本，可见文部科学省对此心知肚明。
根据教科书审定实施细则规定，在审定本公布之前，不得透露送审版的内容和审定过程。如此谎言百出、气焰嚣张、而且违规操作的送审本竟然会顺利通过文部科学省审议，不仅令战争受害国人民和一部分日本进步学者义愤填膺，也令人对文部省和日本政府的立场产生质疑。琉球大学教授高岛伸欣和关西大学讲师上杉聪曾向文部科学省提出申请，要求对“编撰会”不公平地散布送审本采取恰当措施，结果是不了了之。两位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文部科学省大臣中山成彬以前担任过“日本前途与历史教育考虑会”的负责人，这一组织经常与“编撰会”共同活动。作为日本政府的代表，其放任的态度不言而喻。扶桑社教科书被审定“合格”，不仅违反日本教科书审定规章，也与日本政府有关历史问题的表态自相矛盾。他们指出，日本政府必须切实从史实的角度出发教育后代，否则难以取信于亚洲，更将失信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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