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韩国朝鲜，最近都跟日本关系紧张，最新的争执点是日本又一轮修改历史教科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认为它只是日中、日韩、日朝之间的历史观点和利益冲突，新加坡乃至东南亚，也是当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悲惨受害者，因此，在这个攸关自身历史真相、事涉正义与邪恶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有发言权，也必须发言。

　　虽然日本官方声称修订历史教科书是其“内政”，也是民间“言论自由”，但是，这种“内政”和“自由”一旦牵涉到其他国家、伤害到其他民族的感情和旧痛、违反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就不再是一国自己的事，而是必须接受国际社会的公评和检视。而日本政府通过“检定”这样的教科书，无异认同了修改内容，也就无可辩解地背负是非对错的责任。

　　固然，任何国家任何人都可以对历史有不同的解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过去，这可以给予尊重，但是，这种宽度，总不至于大到可以任意歪曲、篡改、完全不顾根本事实吧？例如，修订的教科书把当年的日本美化成整个亚洲的解放者，把战争的目的描绘成从欧美国家的压迫下解救亚洲人民，这是哪门子历史？把当年在新加坡、东南亚等地铁蹄所至人头落地、哀鸿遍野的大屠杀装点成解救人民，这何止是扭曲，根本是对受害国家、受害人民的莫大侮辱。

　　1942年2月15日是新加坡人民永难忘怀的日子，当天还是华人的大年初一，岂料，祸从天降，迎来的是日军无情的炮弹和屠刀。此后的三年六个月，鬼哭神号。沦陷后的2月中下旬开始，大批无辜人民在“大检证”中被一车车押走，从此再没回来。战后新加坡法庭审讯1101名日本战犯，重点便是那场检证大屠杀，那是日军继南京大屠杀之后犯下的另一起惨绝人寰的大罪行。究竟杀了多少人？日本军方含糊其词，新加坡华社经过多方调查，估计被杀的人有5万。到了60年代初，新加坡全岛还寻找过一次蒙难者遗骸，挖掘遗骸地点30多处。当年不少家庭惨遭灭门，一直到今天，仍是许多老人耳熟能详的恐怖往事。

　　这种伤痛，是全民的亲身经历，磨灭不了，因此，新加坡独立建国后，中华总商会筹建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1967年2月15日，由当时的总理李光耀揭幕，并献上第一个花圈。此后，每年的这一天，都在纪念碑前举行祭奠，例由内阁部长主祭，以示隆重。近年，更有日本学生和社团受邀参加。尽管事隔五六十年，每次总可见到垂垂老矣的当年幸存者在碑前哭泣。受害者如此刻骨的痛，岂容漠视？

　　我们同意，世人不该过于纠缠于历史，事实上，东南亚诸国这几十年来也不反日，大家与日本经济关系都很密切，但是，原谅历史上的过错，绝不等于可以歪曲历史。篡改的历史教科书，所述不仅与世人的认知相去太远，与历史证据也相去太远，这是人类文明与人类良知所不容的。倘若日本政府这种无必要的错误引燃反日浪潮，日本和亚洲的经济势必受到伤害，更使日本至今仍在赞颂的“大东亚共荣圈”成为对自己的最大讽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民也受害，然而，正是战前为准备侵略战争而进行的军国主义右翼史观教育，差点把整个日本民族带上万劫不复的死路，这教训还不够吗？如果现在还要重新采用错误的史观教育日本的下一代，我们可以确定，它必然是祸延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