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如果这是一个政治表态，那就值得庆幸；如果只是个外交姿态，那就没有必要浪费人们太多精力了。因为大使只是一个国家的驻外代表，一切听命于政府，特别是外交部的指令。在中日之间，多精明的大使都难以改变有关现实。现任大使阿南惟茂，本身是外务省数一数二的“中国通”，但无法力挽狂澜，而后来者宫本雄二难道就有三头六臂？因此，还必须看小泉政府的后续行动。
话虽如此，中日关系已经紧绷到首脑见面不相聚的地步，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牵动整个局面的发展。因此，深层探讨日本政坛动向还是有必要的。何况，去年还发生过前任鹰派外长町田信孝利用媒体撤换阿南的闹剧。
不过，日本外务省“中国通”能够咸鱼翻生，似乎显示小泉政府已经感受到外交孤立的困扰。他一方面要借助他们的智慧打开困局；另一方面也要借此模糊视线，希望参拜战犯的问题最终能过关。
曾发生过撤换大使的闹剧
阿南惟茂从2001年1月开始就担任驻华大使，今年1月已任满五年，按照惯例已经超任。因此，阿南的离任是正常调动。
去年7月，日本主流媒体曾突然报道，外务省已经选出驻印尼大使饭村丰，为新任驻华大使。从两国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驻华大使不是外务省中国课课长出任，就是由资深的职业外交官出任。这次准备派遣资历浅，而且丝毫没有对华外交经验的饭村丰出使中国，既羞辱了“中国通”的阿南惟茂，也是给中国颜色看。
当时《产经新闻》就发表评论说，日本是为了对抗中国，而起用这位不会轻易对中国妥协的外交官的。报道还说，这人选反映了小泉首相及其周围人士的政治意向。
但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这是当时鹰派外长町田信孝等人导演的“夺权”闹剧。他越过外务省正规程序，也未获得首相的认可，却通过媒体公开报道，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这种冒进手法，把原本紧绷的中日关系推到了危险的边缘，因而激怒了首相官邸，使他丢了外相的乌纱帽。
这次委任外务省另一个“中国通”的宫本雄二出使中国，其实只是恢复外务省的传统，进行正常的行政运作而已。但不可否认，目前的中日关系已高度紧张、高度敏感，即使是正常的运作也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
“中国通”不是亲华派
文章指出，日本外务省的“中国通”，其实是日本外交领域的“知华派”，不是什么“亲华派”。但近年日本极端右翼抬头，新保守主义势力飞速成长，所有主张“中日友好”、强调应采取非对抗手法的人，都被冠上了“亲华派”、“中国应声虫”和“软腰外交”等罪名，而被排挤，遭到打击。“中国通”因而成了负面的称号。
日本近年盛行的一个新词，就是ChinaSchoolBashing(敲打中国学派)。所谓“中国学派”，就是指这批“知华派”，他们大都是一批大学毕业后进入外务省，接受过中国事务和中文培训，随后又在驻华大使馆或外务省中国课工作过，后来成为中国课课长、亚洲太平洋局局长，甚至出任驻华大使。这些人，包括阿南惟茂、谷野作太郎(前驻华大使)、槙田邦彦(前驻新加坡大使、现驻埃及大使)、宫本雄二等等。
日本历届驻华大使几乎都是出身“中国学派”，一是这些人懂得中国事务，甚至通晓中文；二是他们从参赞、公使，最后成为大使，是一种殊荣，也是职业外交官生涯的完满句点。去年出现门外汉要插队的事件，原因是外务省的专业作用被压缩，非专业的首相官邸统揽了大权，加上小泉领导的新保守势力抬头，要仰仗美国作后盾来对抗中国的主张也就大行其道，结果便形成了这个“敲打中国学派”的现象。
一直受排挤的宫本雄二能够重返外务省的正轨，是个万幸。在中日关系极端紧张的时刻，他被委以重任，感到很意外，舆论界更感到吃惊。顿时，他成了新闻报道的焦点人物。
只有调整政策才能改变
宫本雄二是个典型的“知华派”。他1946年7月出生于九州的福冈，1969年从京都大学法学院毕业，同年考入外务省，先后担任过外务省裁军课长和中国课长。后升任外务省研修所副所长。不久，他被派往美国，担任驻亚特兰大总领事，1997年担任驻华大使馆公使，在中国生活了三年多。后来出任驻缅甸大使，再担任冲绳(国内)担当大使。
对当局选派宫本雄二出任驻华大使，日本传媒基本上都给予正面的评价。比如，《日本经济新闻》就说：“考虑到中日关系将继续恶化，把当过中国课长和公使的宫本派驻中国是最适当的。”即使立场强硬的《产经新闻》也承认：“虽然政府内的对华强硬派担心，起用宫本出任驻华大使，会导致对华态度软化，难以赞同，但主流意见还是认为，在中日关系不断冷却的情况下，应当起用拥有与中国高层交流管道的宫本。”
总结一句，如果日本政府无意调整对华政策，特别是如果小泉借参拜靖国神社来冲击中国外交底线的策略不改，那么，换一个大使又能如何？如果目的只是要利用“知华派”在中国的人脉，动摇中国反对小泉参拜战犯的行为，再换几个大使都将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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