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扶桑社2002版历史教科书引发的争议，日本文部省曾表示：政府的审定，主要是看教科书的记述是否与事实有出入，至于编撰者的思想，具体到历史教科书所反映的“历史观”，日本政府则“无法限制”。有舆论认为，文部省的这番说明，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纵容右翼势力。事实上，从日本篡改教科书的历史来看，日本文部省恰恰是不折不扣的帮凶。因此，人们也更关注日本政府对待2006版“新教科书”的态度。
3次教科书攻击”
教科书问题，可溯源于战后盟军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整肃，由于这次整肃并不彻底，从二战结束时起日本就存在一股否认侵略历史、推行“皇国史”观的极右势力。半个世纪以来，这股势力发起了3次“教科书攻击”行动。
1955年，日本民主党发动“第一次教科书攻击”，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了最大的一次篡改。这次篡改否定了“南京大屠杀”，把日本的“侵略”改成“进出”，淡化了日本加诸世界的伤害。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日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1970年编纂了新的历史教科书，并通过法律诉讼告倒文部省，使“南京大屠杀”等史实重新出现在日本教科书中。
198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次教科书攻击”，日本文部省再度强化了教科书审定标准。于是，“侵略”重新成为“进出”，“南京大屠杀”被说成是“在混乱中发生”……这次“攻击”由于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关注，特别是邻国的强烈反对，日本被迫在教科书审定标准中增加了“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的标准。教科书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保守思潮泛起。一些日本右翼学者借机于1997年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挑起了延续至今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
2001年4月3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被文部省宣布为“合格”，通过了审定。虽然这部2002年版历史教科书，在审定过程中因被认为存在“严重问题”而作了137处修改，但其宣扬“皇国史观”的基调未变。用此书编撰者之一西尾干二的话说，修改不过是删繁就简，并未伤筋动骨。当年8月，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将为东京的两所特护学校采用。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有一个智障儿子在其中一所学校就读，对自己的儿子即将接受的“历史教育”，大江当时愤怒地表示：“他们（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哪里是在为有障碍的儿童着想？这是欺凌弱者的一种非常毒辣的机会主义行径。”
右翼寻求“突破”
尽管日本右翼篡改历史不遗余力，但让他们意外的是，截至2004年7月，在日本全国544个选择区中，这本教材采用率不到0.1％，更没有被一所公立学校采用。然而，2004年8月26日，负责决定教科书选用的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在东京都立白鸥高等学校附属中学校采用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这是第一个选用扶桑社2002版历史教科书的公立学校。
这当然令右翼喜出望外。“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对东京都教育委员会“表现出的高水准的认识致以敬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教育长横山洋吉却表示：该教科书的内容是将重点放在加深对本国历史的热爱上面。当时，针对白鸥高校采用教科书的决定，有媒体担心在日本现在的总保守化的环境下，这可能导致日本国内其他地区的公立学校采用右翼历史教科书。因此，东京都教育委员会教材选用的争论曾被看成是日本全国性教科书选用的“前哨战”。但结果表明，右翼势力在东京都教育委员会获胜。
右翼势力在公立学校的“突破”，连同出现的在审教科书内容泄露事件，构成了右翼势力自1900年代后期发动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击”的最新战场。它所反映的日本历史观可能出现的逆转，才是引发亚洲国家警惕的根源。
日本政府该如何面对？
对于这次教科书事件，有媒体认为，日本右翼此刻挑起事端，不但是在逼迫日本政府，也是希望以此向亚洲邻国表明，他们不会在历史问题上“屈服”。事实上，教科书事件也暗合了当前日本的某种政治情绪。
近年来，日本社会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沉渣泛起，使得国际社会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对日本提出的要求被看成是“干涉内政”，日本民众中坚持谢罪立场、勇于面对历史的力量也略显颓势，根源在于日本政界、财界有权势的某些人物，对右翼势力或明或暗的支持甚至怂恿。
2005年1月29日，62岁的日本文部大臣中山成彬在宫崎县举行的就职庆典上致词时说：“（日本）有很多自虐性的教科书，……很多教科书主张日本做尽坏事。”韩国媒体报道说，中山似乎知道自己的言论会引发风波，但他仍表示：“我不会再失言。但事实上我想失言。”
5次当选众议院议员的中山成彬曾担任执政自民党内部的“思考日本的未来和历史教育的聚会”的代表，该组织主张应删除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强行带走慰安妇等措辞。中山大臣“想失言”的迫切心情，与小泉首相对来自民众和邻国的抗议充耳不闻，一再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不可能不对极右势力某种暗示和鼓励。
政府言行不一，态度暧昧，民间又缺乏制约日本政坛日益右倾化的决定性力量，说明当今的日本还不是一个能够让邻居安心入睡的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一本教科书的审定，一个官员的“口误”，都可能成为牵动国家和民众神经的重大事件。历史不仅是历史，历史在这种氛围下更成了严峻的现实。如何看待历史，决定着国家关系的现实，并可能昭示着国家发展的未来。现在，似乎到了该日本政府表明态度的时候了：是以对历史与国家真正负责的态度，直面日本的侵略历史，真诚向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谢罪，并以史为鉴，开辟未来，还是纵容乃至赞同“皇国史观”，美化侵略历史？“新教科书事件”是块试金石。 王小飞
外交战开启“日韩友谊年”
3月中下旬的汉城，正是乍暖还寒时候。
一个星期以来，日本驻韩使馆的大门始终紧闭着。门外是群情激奋的民众以及层层叠叠的标语。“独岛是韩国领土”、“日本必须认罪”的口号此起彼伏。一位50多岁的妇女在高呼“日本必须道歉”口号后，当场砍下自己的小指，高举着喊道：“一定要把这带血的手指交给日本首相小泉，这就是我们的意志！”……这个星期，这样的场景已不是第一次了，然而这还不是最激烈的，刚烈的韩国人甚至选择了自焚。
同期，韩日议员联盟的5名韩国议员选择了前往日本，向日本政府和议会就日本对独岛的领土主张和新版历史教科书问题当面提出抗议……23日，韩国总统卢武铉发表《有关韩日关系告全国国民书》将韩国这波“反日潮”推到了波峰。
在这份告国民书中，卢武铉总统称，日本将独岛（日本称“竹岛”）纳入其版图“是企图将过去的侵略行为予以正当化，并否认大韩民国光复的行为”，所以韩国政府将“动员一切可行的手段，展开断然的外交对应”；而面临“艰巨的外交战争”和“经济可能更趋困窘的忧虑”，韩国更是“已具备了足以承担的力量”……
“日韩友谊年”就这样开了头。
祸起独岛纠纷
今年是日韩建交40周年，两国为此还把今年确定为“日韩友谊年”。正在众多纪念活动按计划展开的当口，日本岛根县议会却突然提出一项地方性条例，要将每年2月22日定为“竹岛日”。2月22日，正是100年前日本强行将独岛纳入日本版图的日子。
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韩国方面的强烈抗议。韩国驻日大使面见日本外务次官，声明“独岛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国际法上说都是韩国的领土”，并希望日本放弃制定“竹岛日”条例。然而当日本外务省向岛根县议长发去传真希望岛根县妥善处理此事时，岛根县议长并不领情，反而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手段最终解决独岛问题”。
对于飞临独岛附近海面的日本飞机，韩国空军毫不犹豫出动战斗机予以拦截。与此同时，韩国还向国内民众开放了“独岛旅游”，韩国游客一踏上独岛就高喊“我们的领土”；而日本右翼团体也不甘示弱，乘船到独岛附近示威，声称日本对该岛拥有主权。
就在这样的剑拔弩张之中，3月16日，日本岛根县议会还是通过了“竹岛日”条例案。同日，与岛根县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韩国庆尚北道宣布同岛根县断交。大批韩国民众包围了日本驻韩使馆示威，由此引发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对于来自日本国内的挑衅，韩国总统卢武铉表示不惜发起“外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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